高冠龙

　　正确政绩观能够引领党员干部求真务实、担当作为、科学决策、为民造福，确保发展成果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错误政绩观不仅催生“形象工程”“数据造假”等问题，更会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因此，应建立健全系统、有效的政绩观偏差防范纠治机制，引导、规范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纠治偏差的重要意义

　　防范与纠治政绩观偏差，首要在于深刻认识其表现与危害。当前，政绩观偏差主要表现为价值排序的错位：在“为谁树政绩”上，重上级轻群众；在“树何种政绩”上，重显绩轻潜绩、重局部轻全局；在“如何树政绩”上，重私利轻公利。这些认知偏差导致行为异化，催生脱离实际、盲目举债的“形象工程”，为应对考核而进行的数据造假、刻意拔高，以及规划制定中的盲目跟风、层层加码等等。其危害不仅在于违背客观规律、浪费宝贵资源，更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因此，纠治政绩观偏差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健全制度体系，构建防范纠治的闭环机制

　　制度是防范偏差的刚性约束。可以围绕政绩产生的关键环节，构建环环相扣、协同发力的制度闭环。主要包括四方面：

　　第一，校准“指挥棒”，完善高质量发展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考核标准需破除“唯GDP”路径依赖，建立显绩与潜绩并重、发展与民生兼顾的综合体系，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民生福祉、风险防控等长效指标的权重。评价主体应多元化，实质性构建上级、同级、基层、群众、社会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并通过可操作的程序设计，真正使“群众满意度”成为硬标尺。同时，改进评价方式，推行过程监控与结果核查并重，实施符合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化考核，杜绝“一刀切”。

　　第二，筑牢“防火墙”，强化全方位、常态化的监督与精准问责机制。首先，健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同的体系，实现力量整合、信息共享，特别是畅通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渠道。其次，实现精准有力问责，明确“形象工程”“数据造假”等具体情形的认定标准与问责办法，完善“谁决策、谁负责”的终身责任链条，精准区分主观错误与客观失误。最后，刚性运用监督问责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奖惩激励直接挂钩，树立“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

　　第三，规范“规划图”，健全科学民主、刚性约束的决策与规划实施机制。把握和做到科学决策是遏制“政绩冲动”的关键。应完善重大决策与规划编制的科学论证、民主参与、风险评估与合法性审查等程序，杜绝“拍脑袋决策”和“外包式规划”。强化规划和重大决策的严肃性与连续性，通过法定程序，确保规划不因领导更替而朝令夕改。同时，需从项目立项、债务管理等资源端口进行严格规范与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防范脱离实际、超越财力的盲目建设行为。

　　第四，植入“调节器”，建立政策与项目后评估及动态优化机制。防范纠治机制本身也需与时俱进。应建立重大政策、重点项目及领导干部任期政绩的常态化后评估制度，由独立第三方或跨部门联合评估小组，对照初始目标，客观评价其实际效益、可持续性、群众获得感及潜在风险。评估结果不仅用于问责或激励，更应作为优化考核指标、调整监督重点、完善决策程序的重要依据，同时作为已有决策纠偏和再决策的有效参考。通过此反馈回路，将实践中的教训与经验制度化，使整个防范纠治体系能够动态调适、持续改进，避免制度僵化，确保其长期可执行性与实效性。

　　强化保障支撑，推动长效机制落地见效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需要坚实的保障体系确保其落地生根、常态长效。具体包括三方面：

　　首先，强化思想引领，夯实价值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应将树立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教育的必修课，推动理论武装与宗旨教育常态化。既要发挥“为民造福”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也需用好出现政绩观错误和偏差的反面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党性高度深刻回答“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问题，实现从“不敢偏”“不能偏”到“不想偏”的升华。

　　其次，压实主体责任，形成工作合力。防范纠治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应明确并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将其纳入全面从严治党考核。突出抓好“关键少数”，强化对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与约束。同时，推动组织、纪检、巡视、审计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贯通式协同机制，形成监督纠治工作合力，防止责任虚化、条块分割。

　　最后，深化作风建设，营造实干生态。政绩观偏差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根同源。应持续为基层减负，整治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等问题，让党员干部心无旁骛抓落实、干实事。健全激励担当与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负责、踏实干事的干部撑腰鼓劲。大力倡树“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培育甘于潜绩、注重长远的组织文化，营造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作者单位：青岛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