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城市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是谁毁了我们的城市？怎样挽救我们的城市活力？整整60年前，当正统的城市规划师们在建大楼、建公园、建高架时，只有高中文化、记者出身的“非专业人士”简·雅各布斯却在她的新书中说：“只有当所有人都是城市的创造者时，城市才有可能为所有人都提供一些东西。”

 1961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面世，探讨如何将建筑业的“清洁”“大”都市，带回人类扮演主要角色的“肮脏”“小”地方，这场现代社会最大的“斗争”，60年后仍在城市的街区上演，而雅各布斯的这本书，依然是高悬于今日城市上空的一面明镜。

 60年后的开发商、规划师和城市建设管理者之鉴

 60年前，因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的出版，“非专业人士”简·雅各布斯显然激怒了一群专业人士。他们将这本书看作垃圾，视作“咖啡屋里的扯淡，还那么尖酸刻薄”。相信60年后，仍然有一群专业人士，包括开发商、规划师和城市建设管理者，对于书中的观点抱持同样的态度。也正因如此，《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60周年中文版的面世才具有特别的意义。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俞孔坚15年前曾发表过多篇这本书的读后感，标题触目惊心：“雅各布斯的城市生死明鉴”“高悬于城市上空的明镜”……不过令这位雅各布斯的认同者倍感遗憾的是，15年过去了，这本书以及自己的读后感都没有过时，“尽管我们的城市已经变得‘高雅’与‘高端’，但并没有变得更富有活力。”

 俞教授给出的例证与这本书一样刻薄，他把它写进了这次60周年版的导言里：“君不见北京的798艺术区，十年前曾经是何其热闹，充满生机，而今却屡有画廊倒闭；君不见在高雅化和高端化的名义下，古老胡同的店面被封，小摊被强行清理和驱逐，街道门可罗雀；君不见在治理环境和美化环境的名义下，洱海边的民宿被大面积拆除，曾经生机勃勃的景致，一夜之间只留下一片空寂。请不要用城市的美化、卫生、治安、环保等堂而皇之的名义来质疑我的上述观点，因为城市街道摊贩、个体艺术家、水边民宿等都只能使城市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富有文化、更加美丽、更加清洁，而不是相反。

 之所以它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被割除的对象，只因为它们最富有活力，不是官方规划的，因此要求城市管理者对枯燥、简单而僵硬的城市管理模式做适应性的改变。”

 15年过去了，又有近20%的国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使城市户籍人口进一步增多。在“美丽城市”建设、城市高质量发展被城市建设主管部门作为行动目标的今天，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人们需要经典的阅读和注解。这也是俞教授接受译林出版社委托，为再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导言的重要缘由。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面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值得每一个开发商、规划师，各级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者时时参考，观照一下自己的行为。”他说。

 与正统权威的城市规划背道而驰的思考

 雅各布斯是如何评价她的反对者的？她说，书中的很多信息来自对步行族的观察和倾听，而那些一直以来被称作专家的人从来就不尊重步行族所知晓和珍重的事物。在其眼里，他们思想陈旧，而且还自私，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路上那些制造麻烦的沙子。没有资格说话的人要面对并反对那些有资格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实际上那些所谓的专业知识不过是无知和愚蠢而已。

 雅各布斯宣言般地提出，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就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用，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而正是那些远离城市真实生活的正统城市规划理论和乌托邦的城市模式，机械的和单一功能导向的城市改造工程，毁掉了城市的多样性，扼杀了城市的活力。

 书的作者关于城市的思想和对策是具体而日常的，却恰恰与正统的城市规划背道而驰。

 比如：她坚持认为，街边步道要连续，有各类杂货店铺，才能成为安全健康的城市公共交流场所；街区要短小，社区单元应沿街道来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网络；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孤立偏僻的公园和广场反而是危险的，周边应与其他功能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

 还有，城市需要不同年代的旧建筑，不是因为它们是文物，而是因为它们的租金便宜，从而可以孵化多种创新性的小企业，有利于促进城市的活力；城市地区至少应有两种以上的主要功能相混合，以保证在不同的时段都能够有足够的人流来满足对一些共同设施的使用；巨大的单功能的机构和土地使用将产生死寂的边缘；而当行政中心、音乐厅等大型设施与城市的居住区和其他功能区相分离而独立成区时，必将会出现死寂的边缘带。

 另外，大型旧城改造工程，特别是救济式住房项目，不能与城市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相割裂，改造后的工程必须能重新融入原有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肌理……雅各布斯的视角，仿佛是一位长久生活于20世纪之后中国的城市观察者，她写于60年前的文字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并不陌生，甚至还陡生出某种亲切与共鸣。

 城市规划的第一要旨：混合

 雅各布斯强调城市规划必须以理解城市为基础，而正是从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出发，她发现城市生命和社会经济的活力在于城市功用的综合性和混合性。因此，城市规划的第一要旨在于，如何实现多种功用的混合，为各种功用提供足够的空间。正是城市功用的丰富多样性，才使城市有了活力，城市文明才得以延续和繁荣。

 雅各布斯讥讽流行于北美的城市美化运动（更确切地说是城市化妆运动），称之为“伪科学”，“它们不是从理解城市功能和解决城市问题出发，来规划设计一个以城市居民生活为核心的、富有活力的城市，而是以逃避城市和营造‘反城市’的‘花园’为目标，来实现一个纪念性、整齐划一、非人性、标准化、分工明确、功能单一的所谓理想城市。凡是与这一乌托邦模式相违背的城市功能和现象，都被作为整治和清理的对象。”

 在俞孔坚教授看来，雅各布斯所激烈抨击的是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多年里那种无视城市社会问题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和重建方式。在雅各布斯之前，这种批评和反思已经在许多社会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中悄然兴起，但雅各布斯的抨击是最无情而有力的。尽管有争议，且并非出自专业规划理论家之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仍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要的城市规划理论著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代表了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城市被理解为建筑的延伸，或是建筑的放大；城市规划被理解为物质空间的设计，尤其是美学意义上的城市整体设计；人们误认为一个优美的城市图案和空间设计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城市规划过程被认为是一个纯技术过程；规划成果就类似于建筑物施工图的蓝图。

 而从这本书出版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起，城市逐渐被清晰地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有着复杂的结构和丰富多样的功能，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而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价值观和社会道义，更确切地说是尊重和关怀普通人的价值观和道义，是这个生命过程中跳动的心脏和灵魂。

 斗转星移，当快速的城市化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从西半球移至东半球的中国，雅各布斯的那面城市生与死的明镜即高悬于大江南北各大城市的上空，它被俞教授比作《红楼梦》中的那面风月宝鉴，让我们从美国以及西方城市的生死试验中获取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