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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青报读书
经典文学何以成为AI的敌手
  荐书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导,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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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作品”

  □徐  妍

  忽然之间,AI成了中国全民乃至全球人的公共话题。AI来了,真的来了。尽管AI目前只是初级阶段,却已大显身手:秒接网民意旨,瞬间为网民作答,大肚云吞,吐纳宇宙间的所有知识,却丝毫不必如人那样费上洪荒之力。

  如此AI,有敌手吗?一个春日的凌晨,在似醒非醒之间,这个问题跳跃至我脑海里。不懂就问,请教不眠不休、日夜守候着的DeepSeek:什么样的写作不会被AI取代?只需十几秒钟,DeepSeek就礼貌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在AI技术快速发展的2025年,具备以下特质的写作仍具有不可替代性:情感表达类写作;深度认知型写作;强时效性写作;风格化创作;价值观承载型写作。面对这个回答,我觉得有理:在AI所回答的五种写作类型中,风格化创作与价值观承载型写作的合体不正近似于经典文学的写作吗?

  经典文学作品什么样?卡尔维诺这句话耳熟能详: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卡尔维诺还说道: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卡尔维诺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如此阐述,倘若被放置在今日AI写作的语境来重读,可以被延展为:经典文学作品是AI写作的真正敌手。

  经典文学作品何以成为AI写作的真正敌手?其缘由并不玄妙。最切实的缘由便是经典文学作品是由独特的作家创造出来的审美对象物,拥有独特情感、独有心灵、独特思想、独特文体、独特风格;而AI写作则是由人生产出来的智能机器统计出来的各种知识拼合物,缺心少灵,无情无感无思无体无风格。

  以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鲁迅的小说质地来说,其经典性就绝非AI依靠任何大数据所能够统计出来的知识拼图。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等文中,道出他做小说时的创造精神:“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在形式方面,鲁迅小说既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身,如茅盾所言:“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AI如何仿小说呢?当我请它仿写一篇2024年上过热搜、鲁迅自己最喜欢的《孔乙己》的同题小说时,AI坦坦荡荡地告知它的仿造原理:我将按照您的要求创作一篇模仿鲁迅风格的小说。为了让故事更完整,我会先列出一些基本的情节框架。请您看看以下内容是否符合您的预期。如果您有其他想法,可以随时提出,我会进行调整。AI在仿写小说时,俨然是一位讨好型人格的好好先生,却完全没有人之为人的主体性。

  结果,AI仿写出来的《孔乙己》开篇的场景是这样拼图的:云来茶馆的格局,是与别处不同的:当街曲尺形柜台,柜台上永远温着十几个铜茶吊子,柜台后立着三排黄杨木茶柜,盛着不同品级的香片、毛尖。做工的短衣帮,傍午傍晚散了工,花两个铜子买碗高末,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若是穿长衫的,便踱进里间雅座,要一壶明前龙井,慢慢地品着瓜子点心——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穿长衫的先生们都改喝咖啡红茶,唯有那些前清遗老还固执地守着这规矩。

  而鲁迅《孔乙己》开篇的场景则是这样描写的: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点,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更多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AI几乎完全不懂得鲁迅《孔乙己》的场景、物象、语词、标点的内在功用:“酒馆”被仿成“茶馆”,便失去了鲁迅小说所独有的观察中国社会的浙东乡镇视点;“热水”被替换为“铜茶吊子”,便使得叙述者少年小伙计在下文失去伏笔、在全文失了业;“当街曲尺形柜台”少了一个“大”字,也就无法悄无声息地划分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短衣帮”与“穿长衫的”。

  AI的无心无肺、颠三倒四的特性暴露无遗,更是仿照不来《孔乙己》所具有的、如鲁迅对孙伏园所言的独特的思想内核及其表现形式了:“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明显,有大家风度。”

  经典文学的背后站立着拥有创造精神的人。假如人失去了创造精神,AI便会在人的世界里长驱直入,反客为主。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鲁迅曾在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来了”》一文。文中写道:“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问题是:谁要来了?鲁迅没说。只是说“他们说要来了”,而民众一听“他们说要来了”,就纷纷跑。从乡下逃到城里,又从城里逃到乡下,根本没有方向,反正就是跑,就是逃。百年里,中国的乡与城里的人们一次次地被告知“来了”。百年后,AI来了,真的来了,但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来了”。我们因此不必跑,不必逃,反而应当迎接它、接纳它,同时愈加自觉于人之为人的创造精神。如此,在AI“来了”以后,我们不难寻找到人机相处时的双向成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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