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那年起，那盘石磨就安在我家最东面那间屋子里，我们习惯把那间屋子称为磨房。

　　磨房里除了那盘石磨之外，就是几样配套用的两张粗细箩挂在了东面墙上，一把笤帚习惯性地放在磨盘上。由于年代久了，安放石磨的地面上，有一圈浅浅的凹痕，那是经年历月推磨时走出来的。

　　听父亲说，曾祖父在的时候，就有这盘石磨的存在，至于究竟有多久，也无从考究，估计也得有二百年了吧。

　　生活在县城老城里，不像在乡村，在乡村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盘两盘的石磨，而在城里面每条街道，几十户人家不一定能摊上一盘石磨，所以我家那盘石磨也是整条街道上唯一的石磨。正因为有了这盘石磨，我家平日里来来往往的人总是不断，今天张家过来磨麦子，明天赵家过来磨玉米，后天王家过来磨高粱……

　　说来也幸亏我家那盘磨石质坚硬，是用一种青色花岗岩石材做成的，不然的话每年光请石匠来调理磨盘的磨线的费用都掏不起。

　　我家那盘石磨质量不错，两盘磨片比别人家的厚实了许多，加上石质坚硬，磨齿耐磨，磨起面粉来，又快又细，别人家磨一次粮食需要来回地倒腾四五遍，我家那盘磨两三遍就可完成。所以左邻右舍都说我家石磨好用。不仅本街上的人过来磨，甚至临街的人也过来。

　　当然，前来我家用磨的邻舍，也不是白用，用完之后都或多或少的扔下三分五分的钱，有的人家钱不方便时，便给留下一瓢半瓢的面粉，以充当用磨的费用，至于给多给少，母亲从来不会计较，都是街坊邻舍的，就是为了图个方便。

　　就是这盘老石磨，曾经给我们全家立下了功勋，真可算是大功臣了，几乎是救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那还是久远的过去天灾困难时期，街道上的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吃不饱，生活上极度困难，前来我家磨面的人越来越少，几乎都缺少粮食吃，许多都去了城外挖野菜充饥，也没有了过去那排队的繁忙，每天只有个两三户过来用磨的——过来用磨的也不再是磨麦子，玉米等优质粮食，大多都是拎着半篓子地瓜干和一小袋高粱米，过来磨一下。磨地瓜干的时候很繁琐，首先得把地瓜干用锤子砸碎了，然后再放到磨眼上磨，非常费功夫。

　　那时母亲从来不收他们的费用，也不向人家要这要那，母亲心里明白，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苦。然而，尽管母亲不收费也不要面粉，但当他们用完了磨之后，母亲便叫来父亲，把上面那扇磨盘，用劲抬起来，中间用石头隔开，用笤帚慢慢地一点一点把遗留在磨膛里的面粉扫了出来，每次都能扫出二两三两的面粉，你可不能小瞧了这二两三两的面粉，这对当时我们全家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虽然这点面粉不足以做成饼子和窝窝头来充饥，但每天用来拌着野菜做粥吃还是绰绰有余的。

　　那个时候，每当到了年关的时候，有一部分日子稍稍好过一点的人家，偶尔过来磨一点麦子，以备过年能吃上顿饺子，这些人家用完了磨总是给母亲放下一小瓢磨面粉箩下来的麦麸皮，走了以后，父亲母亲仍然忘不了扫磨膛里那些余粉，那可是白面粉，虽然次数不多，可经母亲一点点的积攒，到了年三十晚上也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饺子。就这样，我家那盘老石磨，伴随着我们全家六口人度过艰苦的自然灾害时期。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人们的生活也渐渐的好了起来，街面上也出现了很多加工粮食的小作坊，他们用的都是机械加工，随之，我家那盘老石磨也闲了起来，静静地躺在磨坊里，除自家偶尔用一下，再没有任何街坊邻舍过来用磨了，母亲一是不舍得到外面加工花钱，二是总觉得机器磨出来的面不如石磨磨出来的好吃，所以总是乐于用自己家的石磨来磨。进入到八十年代，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为了翻盖房子，母亲只好把那盘老石磨送给了住在乡下的五姨。

　　每到年节，我到乡下五姨家看望他们的时候，总免不了在院子里围着那盘老石磨转它几圈，用手轻轻地抚摸几下，仿佛有着许多的不舍。

　　从石磨到机磨，历史总是以飞快的脚步在前行着。如今乡城里外都不用石磨了，放在五姨家的那盘老石磨，带着它曾经的喧闹和忙碌，以它那古朴的身姿静静地卧在那里，仿佛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成了一件雕琢时光的老物件，也成了那段历史岁月的标本。虽然老石磨已褪去了身上那些昔日的现实功能，但它给我留下的是童年的记忆和对今天美好生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