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今天，每一个家庭，甚至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可能成为人口问题的亲历者。当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一个个家庭的注意力与经济都在养老问题上产生巨大消耗时，就不难想象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在生产函数的三要素技术、资本和劳动中，劳动的影响力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提出者、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与他的合作者普拉丹重点关注了人口结构和全球化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长期趋势的影响，在《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中，他以全球化视角，论述由人口变动所带来的通胀、利率、政策等问题，甚至还包括神经退行性疾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作为一本宏观经济学读本，对于想捕捉全球经济动向的读者而言，不失为一个好的撬动点。

　　找到难题的症结

　　放眼世界范围内，人口问题已经不再是少数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共性问题，而且，这个共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大家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疫情的出现，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发展。人口趋势和全球化对世界，尤其是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长期趋势的影响，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的两位作者，正是希望传递出这种声音。全球宏观经济自2008年以来陷入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困境，该书将低通胀和低利率归结到人口这一长期、缓慢的结构性变量上。

　　虽然他们的观点称不上主流，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作者通过大量分析完成了逻辑自洽，这种独特的视角恰恰带来了全新的启发。作者认为，全球从通缩倾向转向通胀倾向的可能性将增大，通胀不可避免。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依然将比许多人认为的更加活跃。其中，住房需求将保持相对稳定，企业部门可能会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生产率。而就整体而言，不平等程度将会降低。

　　“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结论和预测充满争议。”对于这种情况，作者也非常坦率，专门用了四个章节回应这些疑问，回答他们在此前就被公开质疑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他们对日本案例的研究。通过一系列样本的分析，本书不断走向对于世界经济根本性问题的探究。

　　作者将中国看作是创新和发展的主导力量，并重点分析了中国人口和入世对全球的影响。在欧美发达经济体陷入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难以走出衰退阴影的情况下，更有必要以开放心态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最受关注的样本

　　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基本情况公布。人口出生率、老龄化等问题，引发广泛讨论和关注。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这些话题的关注度也逐渐增强。

　　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在本书中，作者对第四个章节《依赖性、痴呆和护理危机》着墨不少。在其他的经济学书籍中，如此关注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并不多。而在这个领域中，劳动力恰恰是不能够被机器和技术所取代的。这部分人群，会产生很大一部分的隐性成本，虽然它不计入GDP，不体现在可衡量的产出、收入或者支出中，但这部分成本是真实存在的。而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离异、家庭成员分居多地等，则让“低依赖性”的患者情况窘迫。

　　论述过程中，作者试图从宏观经济角度去看待这些有着特殊照护需求的老年人问题，并主要关注了三个方向。第一，投入老龄化人口护理的劳动力占比将提升；第二，护理人员的来源，包括护理机构、老年人支持机构以及家人；第三，晚婚晚育和老年依赖性的叠加对个人生命周期的影响。在劳动力总量收缩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中，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矛盾会更为突出，而目前尚且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提高退休年龄是一项极不受欢迎的举措。”书中提到，由于55至64岁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带动了整体劳动参与率大幅提升。作者通过研究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养老金制度越慷慨，劳动参与率就越低，并以德国养老金改革经验的案例作为说明，“确保更高劳动参与率的一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可能是提高退休年龄，以便更好地反映预期寿命。然而，德国和希腊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在债务可持续性危机和相当大的市场压力下，政府才会采取这一不受欢迎的举措。”

　　不完美未来更快到来

　　面对观察到的全球经济运行压力，居民和企业是否有摆脱债务陷阱的切实可行途径？作者的回答是，实现更快的实际增长，“如果实际增长率高于实际利率，那么在公共部门新增赤字为零的情况下，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事实上，如果实际增长率相对于实际利率足够高，那么各部门赤字可以更高，同时债务率仍会下降。”对于企业来说，从债权融资转向股权融资最具前景，但要真正实现向股权融资转向，需要尽快解决两大问题，一方面纠正对债权融资的依赖，另一方面，从制度上改变造成股权持有人短期主义行为的根源。

　　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对于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从未减弱。在书中看来，资本回报的趋势性增长远比实际工资的增长强得多。人力资本（用受教育程度衡量）的回报与固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回报同步上升。与之相对的是，依靠肌肉力量和简单的重复劳动获得的回报却停滞不前。因而，在发达经济体中，英国、加拿大、德国、波兰等国家较早引入了最低工资标准。

　　两位作者的主要判断是：“经济中实际趋势的演变，即实际产出持续上升以及同时存在的通缩压力是人口因素和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再加上劳动节约型技术，造成了劳动力供给面临迄今为止最大的上行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与资本互补的高技能劳动力之外，其他劳动力的实际回报不可避免地下降，议价能力下降。而资本回报，即利润率得以上升。然而，“工人们虽然失去了议价能力，但是他们依然握有政治权力。这就是我们书名中所谓的‘大逆转’”。由此作者预测，未来30年，增长放缓、通胀和名义利率上升顺理成章。

　　本书在疫情到来之前已经完成，不过书中也特别增加了一些部分来论述疫情的影响，从经济上讲，保护国内经济成为各国首要任务。“由于这场疫情，一个通胀会来临的不完美未来将来得比我们预期的更快。老龄化趋势下的全球化放缓将使未来与过去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