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面对面】

　　余耕的作品很有读者缘，小说《为国争》推出不久即荣膺第六届“全民阅读·书店之选”十佳作品，这一奖项相当于电影界的百花奖，源于一线、不含任何水分，是每位书店店长基于客观销售及对读者需求的把握形成的选品意见。此前，余耕作品《遥远的地平线》曾入选这一奖项的第五届“十佳”作品。

　　记者：写作的缘起是怎样的？如何在众多的历史事件中看到了“足球”这个点？

　　余耕：缘起于2022年大年初一的一场比赛，是世界杯亚洲区十二强预选赛，中国男足客场1∶3 输给越南队，当时举国哗然，中国球迷觉得国家队在大年初一添堵，网上一片谩骂之声。我当时就想好了，要写这个作品，因为做体育记者的时候我就了解这段历史，只不过当时写的是一个电影剧本。涉及历史题材的作品肯定要查阅大量史料，那个虎年正月里，我和编剧搭档万弘杰一头钻进史料堆里，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把电影剧本写完了。我接下来又用了一年时间把电影剧本改编成一部长篇小说，便有了这部《为国争》。

　　记者：该书的写作以历史为依据，必然会牵扯到史料的收集，有没有那种令你惊喜的收获和发现？

　　余耕：在查阅史料期间确实有很多新发现，例如在第三场虚构的比赛中，想跟东江纵队大营救结合起来，在史料中发现亚洲球王李惠堂的爱人叫廖月英，而指挥东江纵队大营救行动的策划者便是廖承志，这个巧合就很让人惊喜。于是，在小说里面，我便把行动总指挥“廖先生”安排成了廖月英的远房堂哥，有了这层关系才好去做李惠堂的工作，让他答应日本人接受这场挑战赛。

　　记者：对于中国球迷，或者说是读者来说，足球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项目，如何在虚实之间完成尺度的拿捏，您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遇到难题？

　　余耕：架构故事不难，这是小说家和编剧的基本功，难度是如何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进行巧妙地链接。例如第一场远东运动会对日本的比赛，当时的背景是日本军国主义极度膨胀时期，他们不仅想让伪满洲国参赛，而且想在比赛中战胜老对手中华足球队。但是，彼时的日本足球队水平很难赢中华足球队，因此，我便设计了日本队给中华足球队在饭餐里面下药的情节，这便是合情合理。再例如，这个故事写的是近代人物，很多人的后代都在，为了避免麻烦，所有真实人物都是正面弘扬的。但这又有悖于文学艺术性，我便杜撰了两个主要角色，小北和余伯庸，他们俩承担了所有起承转合，包括干了所有不光彩的坏事。

　　要说到创作中的难题，主要在于对当年的足球比赛规则不够了解。为此，我还特意请教过青岛籍篮足球裁判、师承亚洲金哨魏吉鸿的许宏老师，从许老师处得知八十年前的足球比赛有越位、冲撞犯规和罚下，但是没有红黄牌处罚，也没有加时赛。在此，也向许宏老师表达衷心感谢！

　　记者：之前您也曾做过篮球运动员，这种经历，对于该书的写作是不是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另外，今年是奥运年，氛围感也在助力着这本书的热度，您是如何看待运动热血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呢？

　　余耕：运动员经历确实能为撰写体育题材小说加分，尤其是那种比赛时的气氛，以及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所以说，小说家最好是一个杂家，但是成为一个杂家也不难，只要你兴趣广泛、有足够的好奇心，再付诸到行动上就可以成为一个杂家。但是很多人没有过运动员的经历，在这方面我算是占了些许便宜吧。

　　好像还没有运动文学这个分类，因为运动与文学没有天然关联，但是运动与热血却是相辅相成。如果将来真的有运动文学这个分类，我想，劲爆、热血、激情肯定是运动文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架构故事、编制关系、挖掘人性，才有可能成为一部好小说。

　　记者：跨界，是您写作的特色，这种跨界，不仅仅是指写作的对象范畴的不断变化，同时也在文本与影像之间不断转化，这样的跨界特色是否也在影响着你的书写呢？

　　余耕：有影响也有帮助。小说和剧本看似都是在讲故事，但文本性质却有很大区别。影视使用画面叙事，非必要时最好不用台词。而小说需要用文字代入画面，两者有着本质区别。好的小说家不一定会成为好编剧，好的编剧也不一定会成为好小说家。大概只有我这种水平不好不坏的，才能跨界吧。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后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小说创作方面。

　　记者：接下来的创作动向是怎样的？

　　余耕：接下来，有三部小说的雏形等待完成。此次在北京做新书发布，我跟编辑宋辰辰老师达成共识，改编我三年前写的一部小说《长夜将尽》。这部小说只有两个人物，而且处于一个封闭空间里，跟我以往创作的题材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