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启昌

　　年底，连刮整天的西北风终于在傍晚掌灯时消停下来。不过，天没放晴，云低沉着，像是要落雪。

　　果然，雪悄无声息地洒了一夜，村子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西屋杨叔大早敞门，执一柄新扎的竹扫帚一路清扫到我家门口：大侄子，雪住了，我打好糨子，帮着贴年红哩！

　　过晌，院落里外贴好的年红与晃眼的白雪互映着格外好看，杨叔望着这番景光心里恣得不行……

　　四十年前腊月根儿上的这一幕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当年，我还是读初中的学生。如今，我已两鬓染霜，而杨叔只留音容笑貌在我的记忆里了。 

　　贴年红是庄户人家年底非忙不可的营生。杨叔跟别人一样，对此看得很重。早年，还没进腊月，杨叔踫到我就说：“侄子，等年根儿上，还得帮我贴年红。”每每我都点头答应。见我点头后，杨叔总爱掏出烟袋摁满烟面子点火猛吸，香喷喷、辣乎乎的烟雾飘开时，他笑着夸我贴年红仔细，贴得格外好看。还说，年年正月来家里串门的亲戚、邻居看了都夸好。

　　杨叔家家口多，房子比我家多两间，院落里还有羊栏、猪圈、兔舍、鸡棚、烤烟房，还挨排着安有四口水泥粮缸、两个又粗又高的粮食囤子，西院墙外还有两间牛棚。年红包括的东西多，除了门对，还有福贴、炕头贴、棚圈贴、年画、窗花啥的，一揽子贴板正了，得花一两个钟点。不过，我每年帮杨叔贴年红都很用心，该贴的地方都贴，哪个地方该贴啥就贴啥，要不，杨叔怎么老夸我呢！

　　我贴年红时，杨叔当帮手。他老早在锅里打好糨子，再舀到瓷盆里，在哪里刷糨子，刷多少糨子，他拿着锃新的饭帚听我调遣。等我贴上对应的年红后，杨叔用全新的笤帚将年红自上而下、自左而右扫平，压实。每回贴好一处，他都后退几步细端详，继而竖起大拇指说：“好！很端正，挺好看。”

　　我当兵那年离家走的时候是冬月底，心里光激动了，忘了年底杨叔家贴年红的事。军营周边响起零星的炮仗响声时才记起来，遂给父亲写信，让父亲抽空帮杨叔忙活贴年红营生。父亲在外行医，是有心人，回信说，年根儿肯定帮他办得妥妥帖帖。

　　从部队退役后，我进城当了工人。不久，便和父母一起搬进城里住了。工作、生活节奏一年比一年快。不过，再怎么快，我都没搁下杨叔家贴年红的事。临近除夕，骑脚踏车，后来改开车，往返六十多里地专程回老家操持杨叔家贴年红营生。

　　杨叔很爱“好”，他不喜欢书店里卖的统一印制的年红，说集市摊子上现写的好。每年嘱咐我买的时候都这么说，而我也是听他的话专门抽工夫赶集帮他挑。买回后，再说给他听，给他解释年红的定义，以及年红中所包含的寓意。听了，就夸我上学多，知道事多，买的年红准差不了。

　　杨叔刚过九十岁走的，是个腊月天，风大格外冷，他家大门口挂的纸幡锃新，而贴在两扇门还有门框、门楣上的年红却早已褪净了颜色。我去付人情时，跨步门槛，心里陡然生出阵阵酸楚。

　　光阴荏苒，时光不再。如今过年我依然愿意回老家走走，其中一件事是给杨叔故居尚矗立着的院落大门贴年红。

　　杨叔一辈子勤劳，可是没念过书，杨婶也一样只字不识。两人因是近亲，子女虽进过校门，但也只是进过校门而已，年红上的字义都解不了。不幸接踵而至，杨叔过了耄耋之年后，家里人或因病、或因意外相继离他而去了。杨叔家的老宅子除门楼及门楼下的两扇大门矗立着，正屋，还有羊栏、猪圈、烤烟房早都墙倒顶塌，现今，空留一处屋框子在继续经受着岁月的蹂躏了。

　　回眸过往，我多么希望这个年根儿上，能再有机会在白雪映衬下，给杨叔家再贴一次年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