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凤至

　　舅舅走了。

　　絮絮之风，衔着勃发的春意拂过街巷南北，拂过曝在日光下少年小小的脑壳和年长者佝偻的脊背，拂过每个生命的重量。

　　我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他送我的那套书。书边已经泛黄，但封面那些线条依然鲜活，仿佛随时会从纸上跃起，唱一段西皮二黄。戏说众生百态，那些扮相鲜明的角色，在我迷蒙的眼前与这些人的身影交织在一起。书桌上的台灯亮着，在书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我翻开扉页，他的题字还在：“赠外甥”。纸张翻阅时发出轻微的脆响。这套书跟着我搬了许多次家，书脊的题目已经有些斑驳。张大千作的序言页总是最先被翻开，边缘比其他页面更深些。这书印刷至今已过半个世纪，墨迹有些褪色，可那笔画的走势，我阖眼都能描摹出来——有文人的风骨，像被风吹过的竹林。

　　他爱戏，是个资深老票友。从前经过戏院，听见里面传来锣鼓点，我还会驻足。某个瞬间，总觉得会看见舅舅从人群中走出来，袖口沾着油彩，笑着向我招手。国剧讲究的是个味道，就像喝茶，要慢慢品。爱了一辈子戏的他也熏陶了这样的特性，他的画要品，人也是。张大千夸他画的脸谱能让毕加索和马蒂斯折腰，可后来他只是笑笑，说这些不过是友人的消遣，当不得真。但我知道他每晚都要画到深夜，画废的稿纸在桌角堆成小山。

　　不似大众印象中的专业画家，他并不是专业画家，也不需要这样的束缚制约着他。他的画松动，有灵性，寥寥几笔，就交代清楚笔下角色的起承转合，带着大宋文人画的故事性。

　　他画脸谱时说：“要懂得留气口，画到紧要处故意停笔，让那未完成的线条自己‘活’起来。”后来我才明白，这份松弛感和他唱戏是一个道理。高音不唱尽，留三分让人回味。

　　早春的风里还是夹杂了冷意，从窗缝里钻进来。茶水凉了又凉，我抬头望向窗外，天空灰蒙蒙的，没有一丝云彩，就像我此刻空落落的心。我开始回忆起他的生平，舅舅生于1928年2月28日，也走于2月28日，形成了一个巧妙的闭环。小时候，母亲常向我讲起他，说他很有才气，1949年去了台湾。那时台湾于我是个模糊的概念，只知道那里住着一个舅舅。

　　母亲看我也画画，引导我向舅舅的方向学习，他画画从来不照着东西画，看过就能记住。我试过，照着院子里的石榴树临摹，却总画不出那种神韵。舅舅不一样，他去看场国剧，回来就能把人物扮相画得惟妙惟肖。这种过目不忘的本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惊叹。

　　我画画至今，始终达不到他的高度；读书十遍，也不及他过目不忘。但每当我拿起画笔，总感觉他就站在身后，用那双温和的眼睛注视着我。我虽不及他，却因他曾在这世上走过，能追随着他的脚步而倍感荣幸。

　　20世纪90年代两岸通畅后，舅舅住在北京，我去探望他并和他外出旅游。明十三陵神道的石像，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典故，他一个一个给我讲，说到兴起时，会用左手在空中比划。那天日头很毒，他的白发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我听得入迷，视线粘在他随风飘逸发光的发丝。我不知道他这么广博的知识从何而来，知他平时爱读书，可单凭读书是绝对做不到这样的。他正指着石像的花纹介绍，情至深处手舞足蹈比划起来，像个少年人。看得我一愣，又一笑。怎么会有如此专注的人。

　　后来有段时间，他在青岛常住。我每次去拜访他，他都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几本书。他见我来就和我聊起绘画，畅谈张大千。有时他说话不方便，就用左手写给我看。

　　中风改变了他的用笔习惯，让他被迫左手执笔。我想象他扶着桌台，颤颤巍巍适应的动作，可他行笔丝毫没有生涩的停顿，像天然的左撇子。我知道，这得益于他多年的书法功力，而这是我无法企及的。

　　即使卧病，他依然操着有条不紊的口气和神情，向我嘘寒问暖。骨子里流露的沉淀与涵养还是那样熟悉，令人心生敬仰。有时带相熟的朋友去做客，私下聊起，无人不惊叹于他的谈吐与举止非凡，担得起“先生”二字。

　　后来他返回台湾，我又去探望过他……舅舅离世的消息传来时，我亦无法前去悼念。

　　他送我的书，那些鲜活的身段在灯光下栩栩如生，得了生命般在纸上舞蹈。我忽然明白，舅舅从未真正离开。他教我看世界的眼光，教育学生的方式。他对待艺术的态度，他言谈中的修养，都已融入我的生命。

　　梦回莺转，仿佛能藉由戏台，看到他站在那里，如杜丽娘歌颂生命与自由那般，为他璀璨的一生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