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炜

　　何以经典

　　在文学艺术界，“创新”的口号十分响亮，对“创新”的说法，似乎从来没人反对，也不曾深思文学艺术的“创新”，与其他领域的“创新”有什么不同。我们将会发现，文学艺术很难进步，即便可以，其根本也不在技术层面，不在技法和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不然就太简单太机械了。一味追求形式“创新”，只会让艺术变得可笑和廉价，走向末路。艺术当然包括技术和形式，但它必须是有意味的形式，而不是独立于精神和思想之外的涂层。

　　艺术是心灵之业，是源于灵魂深处的激越和感动，是生命的吐放，绝不等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技术实验。托尔斯泰的作品常读常新，他的作品不会陈旧。随便打开一本，描写多么准确、情感多么动人。因为这一切都来自特异的心灵。经典是不朽的，所以才能够成为经典。

　　应该不厌其烦地解释经典、推广经典，不厌其烦地告诉身边的人。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多么老的一本书，文学新潮一波接一波往前涌动，现代派后现代派，林林总总，可这本十九世纪经典作家的节奏何其缓慢，文字何其奢侈，遣词造句在今天看来，已是过去时，但它仍然十分迷人。

　　在永恒面前，所谓的“新”是难以替代的。屠格涅夫写了很多作品，很少超过《猎人笔记》。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更是绝无仅有。

　　马尔克斯和索尔·贝娄，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介绍最多的、最了不起的作家。但是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抹之不去，数字技术的后工业化时代，不会产生古典意义上的经典了。他们跟托尔斯泰的区别在哪里？他们的作品毕竟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作品里掺杂了颓废与轻浮，更有机智敏思，超绝的技术，却少了一些伟大感。他们缺乏托尔斯泰式、雨果式、但丁式、歌德式的坚定、恒心与自信，没有那种伟大感。

　　杰出的作品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它的杰出。怎么找到这个理由？这就必须推开那些凌乱和喧哗，只执着地寻找这个“唯一的理由”。这是很难的。

　　美国作家萨洛扬没得过什么大奖。他写过一本短篇小说《我叫阿拉木》，可能是一生最好的作品。一本很薄的册子，中文版是吕叔湘翻译的，叶圣陶作序。有人从这本书中获得了大营养，也就是说，摸准了那个“唯一的理由”。《我叫阿拉木》里有一帮装傻充愣的孩子，认认真真地办一些可笑的事。这可以看成一本绝妙的“儿童文学”。

　　数字时代太喧哗了。我们要在这里强调：文学艺术不是，或不仅仅是一场推导和计算。在充满计算的数字时代，尤其要警惕这种机械的认知方法。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解，不是依靠清晰明了的计算逻辑去把握的，它往往包含了更复杂的成分，需要使用和调动我们的感悟力，比如直觉、通感和联想。事物有时说得清，有时说不清。说不清的部分，反而有可能是最具审美意义的。

　　在商品交换和技术主义极为发达的时代，生产领域进一步走向专精化，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向。但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是不同的，规律也不尽相同。商业主义和技术主义会对精神创造造成异化和侵蚀。从世界范围看，文学创作和研究正在受到这样的损害。经典就是金子，我们不要覆盖。

　　关于中西方“正典”

　　现代汉语大多依从了翻译语言的路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现代汉语的演化，根本上还是来自古代汉语。我们的古典纯文学小说，除了一部《红楼梦》，几乎没有太多可资借鉴，因为大多是通俗小说。所以世界小说对我们的影响是必然的也是重要的。

　　中国的文学正典，主要是诸子散文和诗。西方正典大多出自奢侈使用文字的年代，比如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但丁、歌德等，还有几大悲剧、史诗之类，都写得很长。它们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我们在接受和学习中，会不自觉地把国外小说经典的叙述习惯、语言气息保留下来。而中国的文学正典则是非常凝练的。网络时代尤其要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学表达，比如其中的简洁和语速。中国传统的雅文学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极其简约。我们如果不能跟它建立亲密的血缘关系，跨越是难以产生的。准确的民族语言、准确的当代表达，一定是来自汉语经典的句法构造规律，不然就会流于芜杂和蜕化。

　　我们有幸也不幸地生活在一个计算无所不在的时代，希望依靠它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计算。靠计算活着，无论如何都有点不对劲。实际上，一些非常重大的事物，靠计算是解决不了的。爱、文学、诗、语言艺术、精神与情感，这一切是计算出来的吗？非但不能，还会造成功利主义的毁坏。所以更要依靠文学的诗性，去对冲无处不在的计算。

　　所有杰出的文学，都是功利主义的敌人；而所有的功利主义，都是诗的敌人。

　　从经典“儿童文学”看文学

　　有人谈到“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常常将其视为整个文学的“入口”和“基础”。是的，我们考察一个时期的文学，就不妨从“儿童文学”入手。实际上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成人文学”；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水准。

　　当代童书的体量十分庞大，随便走到一个书展上，就会看到成山成岭的童书。国内有数不清的儿童出版机构，一家出版社年内出版几百部童书是轻而易举的事。就因为人口基数大，童书吞吐量大，而且今天的制作规模已经超过了实际需求，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状况。这让人想起20世纪五十年代的大炼钢铁，那时候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

　　面对这种畸形的发展，可能也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接下来必然会有一个萎缩的阶段，进入相对的收敛冷静，写作者和出版者可在这个时期总结和调整自己。单说“儿童文学”，即有机会由泥沙俱下的粗放式生产，转向“第二层级”，提升行当内的“专业化”。就一种类型文学来说，这大概也是最起码的要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范围内一年也出版不了几本童书。可见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

　　演变到今天的情势，儿童出版业仅仅用“繁荣”二字已经无法概括。结果，我们发现有些事情还要从头做起、从基础开始。这样讲，实际上并不是在讨论“文学”的高标准，而只是在说一种行业的基本运行规则。事实上，我们也只有避免过分的粗糙滥制，才能将“儿童文学”的写作提高到应有的专业水准，从这里进入“第三层级”：“高度的专业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马提与祖父》《青蛙与蟾蜍》，这两本书的写作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专业”水准，所以我们认为它们是更高一级的，不妨称之为“高度专业化”的作品。就写作者来说，他们除了才华，显然囊括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漫长的专业训练，这背后付出的汗水是难以估量的。没有这样一场准备，没有巨量的劳动和苛刻的操练，是断然抵达不了这种“高度专业化”层级的。

　　我们本土的当代“儿童文学”，有许多并不差于它们。虽然这种“高度专业化”的作品还嫌太少。本土“儿童文学”有自己的性格和特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很多好作品。但从总体上看，本土“儿童文学”的“三级跳”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按照如上这三个标准或层级的划分，写作和出版都可以找到自身的对应：“第一层级”是粗糙和巨量、参差不齐，这是目前“儿童文学”的总体状况；从这里向“第二层级”跃进，达到“专业化”；然后才能迈向“第三层级”，进入“高度的专业化”。

　　这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可能也不是局限在文学本身就能拎清的话题。

　　如果还有“第四层级”，那就是“儿童文学”的经典了，它们也属于整个文学史中的经典。《荒野的呼唤》《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以及安徒生的作品，可能已经超越了“高度专业化”的层级，走向了浑然和苍茫，进入了世界文学的经典。

　　这些经典在任何时代、由任何人看，都不会觉得浅薄，都会被其中深邃、激越、复杂的生命表述所折服。它们不仅是“儿童文学”的瑰宝，而且是整个“文学”的瑰宝。

　　伟大的文学来自特殊的生命，这里既需要他们的“妙手”，又需要他们的“偶得”。马克·吐温写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到了《汤姆·索亚历险记》就差了一点。杰克·伦敦写了《荒野的呼唤》，到了《雪虎》就差了一点。前者才是超越性的创作，是最为稀缺之物。

　　我们等待当代文学长河的潮涌不断推拥，等待“妙手”、等待“偶得”。当代“儿童文学”没有经历前三个层级，也就不会出现第四个层级。这需要我们的“儿童文学”写作者、研究者和出版者，从中外文学经典的大坐标去考察、要求、理解和创造，走向“专业化”、“高度专业化”，最后抵达那个梦想。

　　成为经典的途径

　　很多人有个疑问：就文学写作来说，不同的途径和方法都可以产生杰作，比如一些很有影响和地位的作品，语言似乎也比较粗糙，远不够“精致”，更谈不上什么“高度专业化”。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绕开某个阶段，是不是还存在其他可能、其他路径？

　　让我们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找几个例子，包括所有的文学。大家最为熟悉和认可的几位作家，如像马尔克斯、索尔·贝娄那样的“技术主义”；如像海明威一样“精专”，每个词、每个标点、每个结构的局部，都处心积虑地追求自己的特异和精湛。

　　读马尔克斯的《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霍乱时期的爱情》，特别是《迷宫中的将军》《百年孤独》；索尔·贝娄的代表作《洪堡的礼物》《赫索格》，我们很容易感受它们极高的技术含量。文学史上的确出现过一部分非专业的、不修边幅的杰作，它们似乎歪打正着，同样成为不可逾越的作品。比如《白鲸》，就像一个业余作家所为，什么东西不该写他就写什么，不讲结构，不讲章法，不讲语言，异常凶猛，完全是一锅炖菜。鲁迅曾说：“我盼望出现一个凶猛的作家。”没有比赫尔曼·麦尔维尔胆子再大、再不讲规矩、再“凶猛”的了。他冲进了彬彬有礼的文学殿堂。类似的还可以列举一些。

　　麦尔维尔的孟浪和莽撞，在当时遭到了普遍否定。多少年过去以后，人们却难以忽略《白鲸》的那种生猛，那种力量，童言无忌又老谋深算。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白鲸》是独一份的。

　　类似于《白鲸》的，还有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它好像也难以卒读，啰唆得让人不能忍受。这是另一个极端。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同样绕不过去，书中那种混乱、激情、癫狂、偏激，都达到了一个极数。这只是“现象级”吗？好像还没有那么简单。一部作品不只是因为一个“现象级”就变得不朽和不可绕过，而一定是本身所蕴含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不可估量的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