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远

　　小馆就是饭馆，位于合社(合作社简称）侧身。两间草房，泥墙，几扇木格窗子镶嵌着小块玻璃。高高的门槛，一只白炽灯泡从屋顶吊下来，昏黄的灯光照在屋地面的三张圆木桌上。

　　小馆老板姓单，一个清瘦干净的老头，我们都叫他单大爷。

　　这是小镇上唯一一家饭馆。20世纪50年代我们小镇建矿初期，单大爷就在此开办了饭馆，这很难得，因为那时全县也没有几家，即使有也多是国营或公私联营的。单大爷一家来自南方，相对于我们东北人自然有着活络的商业头脑。

　　小馆除了做家常饭菜外，还兼做豆腐，且比很多专业豆腐坊做得都好，这不仅得益于我们这一方水土——做豆腐用的大豆都是当地农民自家种植的，没有化肥等工业肥料。水，更是毫无污染的地下水——小馆门前就有一口矿上打的深水井，更是靠单大爷精湛的手艺，无论做出来的是大豆腐、干豆腐，还是豆腐脑，十里八村无可比拟。当然做豆腐也是很辛苦的活计，通常都要在头一天或更早的日子泡豆子，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开始用石磨碾磨，将豆浆和豆渣分离出来，豆浆还要加热熬到滚开，再用豆包过滤一遍，如此这般才能使豆浆如牛奶一样白嫩鲜香。做好的豆浆一部分卖，一部分点上卤水不停地搅拌，保证豆浆不会凝结成脑。再有，就是泼豆腐，是否泼得均匀决定着干豆腐的薄厚，好的干豆腐，铺在报纸上能看清下面的文字。如此繁复的工序，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而为了次日继续如上流程，单大爷和家人，还要及时将所有用具清洗干净，晾干，以便保证不馊，没有异味。

　　小馆的豆腐总是供不应求，如果谁家用量大，还要提前预定。人们去买豆腐往往也不说买，而是说拣，拣块豆腐。

　　小馆除了单大爷外，还有一个厨师好像姓修。他炒的菜十分好吃，尤其四喜丸子、红烧排骨、醋溜肥肠、爆炒腰花，被镇上的人称为四绝菜，只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少吃到，除非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母亲才会打发我们去买两样，然后用饭盒装回家来。再有，就是小馆同合社一样，都是处在镇中心广场的边缘，是人们闲时扎堆的地方，尤其是傍晚，与矿上结为友好单位的大山上的驻军连队，经常下来放映电影，我们这些孩子早早地去广场占位置，如果兜里有钱，电影开演前就去小馆买瓶汽水或一袋瓜子……

　　小馆虽然对外开放，但大多数是来了客人才在此招待，比如矿上镇里工厂学校医院派出所，接待上级部门检查工作什么的。再就是矿上一些住单身的工人，包括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星期天休班或者是刚从矿井里上来，三五结伴到小馆改善一下伙食。这时，自然要喝上几杯酒的，如此，小馆也就成了一个欢乐的场所。有时，从中午一直喝到下午两三点钟也不肯散去。如果是集日，一些远近的村民，当他们把带来的山货、农具，或是自家产的蔬菜、瓜果梨桃卖出去，换了钱，也会踅进小馆饱食一顿。单大爷和善，无论你是吃一碗米饭，还是两个馒头几个包子，都会免费给你上一碗高汤，撒上葱花和香菜。

　　我们树基沟镇最繁华时期有着上万人口，各色人等形成一个小小的社会，年轻人和半大孩子也分若干“帮派”。其中矿山子弟一派，当地原住民也就是村民一派，再有就是一些外地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十分抱团。应该说，大多数日子，上述这几个“帮派”都能够和平相处，其间也不乏沾亲带故，比如矿上男青年娶了村里女青年，等等。几股势力都有自己的头头，我们矿上的青年就以李长友、杨柏树最为知名，而不远的清原县城则有杨光和小付。

　　不用说，这四位在当地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杨光、小付我不认识，柏树就住我家邻居，我平时叫他三哥。长友是我一位要好同学的二哥，我自然也跟着叫二哥，其实他还有一个外号：二驴子。此人仗义，也很血性。若干年后，听同学说二驴子死了，是自己操作雷管时不慎崩死了自己。这让我很难过。二驴子对我挺好，他曾经鼓励我说：喜欢画画，就应该坚持下去。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20世纪80年代初，单大爷不再经营饭馆，举家迁回了南方。饭馆由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家接了下来。那时我已初中毕业，去一个更大的矿山上学和工作，虽然也经常回到故乡小镇，但也很少去小馆。记忆中，有那么两三次，是带了外地朋友回老家玩，然后去小馆吃喝一顿，无论给多少钱，女同学不仅不在意，还会给加几道菜。再后来，随着小镇人口的逐渐减少，女同学也关闭了小馆。现在，小馆虽然没有了，但偶尔再回到小镇，路过这里时，习惯多看上几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