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郭菁荔 文/图

 “张老师，我们再考虑考虑。”一天凌晨，还在睡梦中的张艳艳接到一家医院有潜在器官捐献者的消息后，立刻从家开车赶往医院。经过一天的解释和劝说，家属仍在犹豫，张艳艳只得下楼到车内等待，顺便休息一会儿——这一天她几乎没合眼。之后，张艳艳接到了家属的电话，他们拒绝了。这个答案，在张艳艳的意料之中。

 张艳艳是青大附院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名一年365天都游走在逝去与重生之间的生命接力“摆渡人”，让生命在他人身上得以延续。但大多数时间，她承受着潜在捐献者家属的拒绝，甚至是谩骂。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一个新兴职业，他们看遍了人世间最痛苦的离别，也看到了一个个生命的崭新开启。这一神圣职业让人间变得格外温暖。

 “你愿意捐献出他的器官吗？”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么我们能否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答案是可以，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就能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2014年以前，张艳艳一直在青大附院临床一线工作，她见过了太多因为没能等到合适的器官而离开世界的患者。“这个岗位能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挽救更多的人。”这便是张艳艳选择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初衷。经过系统的培训和考核，她顺利考取了职业证书，成为山东省首批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并没有老师和前辈，一切全凭自己摸索。张艳艳知道这份工作难，却没想到如此难。每次在与家属沟通时，她都尽量放低音量，柔声细语：“您愿意捐献出他的器官吗？”这样短短的一句话，即使委婉问出，也犹如千斤重。别人面临生死离别，你却和他们谈器官捐献，这常常被视作一种冒犯，能接受的人不多，更多情况下面对的都是质疑、冷眼和咒骂。张艳艳说：“十次会被拒绝九次，还被家属当成骗子，被误会过。”

 生死往往就在一瞬间，所以协调员需要争分夺秒，随时“奔走”。大多数潜在捐献者为意外伤亡、脑出血等患者，家属正处于即将失去亲人的悲痛情绪中，“我们明知介入的时机不合适，也要硬着头皮争取哪怕仅有一丝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介入得太晚了，即便家属最终同意捐献，也可能会错过器官捐献的最佳时间窗口。有时我们正在赶往潜在捐献者所在医院的路上，就接到了病人去世的消息，等我们赶到，一切都来不及了。”

 器官捐献能否成功，受很多因素影响。在我国千百年的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不尊重。这是大部分潜在捐献者家庭拒绝的原因。器官捐献需要直系亲属一致同意，即使到捐献前的最后一刻都可能反悔。张艳艳说，有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所有直系家属都同意了，亲戚们却极力反对，家属犹豫后只得放弃。也有人怕签字同意后，医院会停止治疗。事实上，器官捐献坚持“救治第一，捐献第二”的原则，捐献者进入一种不可逆的死亡时，人体器官捐献程序才会启动。

 每个捐献者的故事都值得诉说

 当记者问起哪个捐献者的故事让她印象深刻，张艳艳沉默了许久，“每个捐献者家庭的故事都很动人，都值得诉说。”

 2018年6月初，青岛女孩“小九月”因患脑病被北京多家医院判定为不治之症，所剩时间不多了。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她的妈妈马女士绝望之余，想到了器官捐献，让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你愿不愿意用自己的心去救别的小朋友？”马女士在九月清醒时问她。“愿意。”善良的“小九月”点点头，还跟妈妈拉了钩。最终，“小九月”的器官给5个家庭送去重生和重见光明的希望。

 一名大学生放假回家，刚在家门口下车就被一辆疾驰的车撞倒，再也没有醒来。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却说能多捐几个器官就多捐几个吧，也许能多救几个人……

 这些捐献都是张艳艳参与协调的。“他们的故事没有被遗忘，这个世界他们曾经来过，但又从未离开。”她说。即使看多了生死，张艳艳的内心依然柔软，看着捐献人和家属的离别，原本就感性的她还是会忍不住流泪。

 在从事协调员工作的几年里，张艳艳见证过900余例器官捐献，这也就意味着，至少有900多人在她的努力下重获新生。这是她牺牲了许多自己的休息时间换来的。张艳艳的手机24小时开机，接到电话便立即奔赴医院和捐献者直系家属身边，她已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是在医院度过的。“我经常可以看到青岛凌晨时的景象。我爱人经常半夜醒来，发现我又出门了。”

 由于许多潜在捐献者的直系家属在外地，张艳艳为了争取他们的同意，便经常自己开车前往，一天行驶几百公里已是常态。她还记得有一次，一名捐献者的直系家属分散在省内两个市，因身体原因无法前来，为了取得家属的同意书，她便不顾长途奔波的劳累，从青岛飞奔至两地，来回跑了1000多公里，一切只为了所有直系家属的那句“我愿意”。

 “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也会捐出我的全部器官”

 时光荏苒，张艳艳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8年，始终支撑她的，是家人的理解以及她对这份工作的信念：去挽救那些苦苦等待器官的病人，不辜负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张艳艳给许多家庭带去了希望，却亏欠了自己的家庭。自从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以来，张艳艳几乎没有了休息日和节假日，更无法陪伴父母和爱人。有一年端午节，张艳艳回到平度父母家，凌晨12点就接到了电话，通知有一名潜在捐献者，她必须立刻赶往医院。她的父母就站在昏暗的灯光下目送她开车离开。她说：“我都不敢回头看他们，那种感觉太心酸了。”

 令张艳艳欣慰的是，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民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度也在逐渐提高。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网显示，目前有效志愿登记人数已近500万人，而在2015年，这一数字还是1万多人。截至目前，青大附院的器官捐献例数也达到1000余例。“现在我们青大附院器官协调员队伍已壮大到十余人，以前的工作状态是我们主动找寻潜在捐献者，这几年已经出现了多例潜在捐献者主动找我们的情况。”张艳艳说。但目前我国人体器官短缺问题依然严重，全国每年大约有30万名器官衰竭患者，只有1万人能等来器官移植手术，所以仍需要更多的人去了解、投入到器官捐献中。在张艳艳看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心接力中，让捐献事业变为一种社会风尚，是器官协调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她自己已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当生命走到尽头时，我也会捐出我的全部器官。”

 张艳艳说，人这一生，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的那样，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