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伟（山东理工大学）

　　魏思孝的文字读起来一贯很畅快，同时又总会让人进入到一种静默状态之中。畅快是因为他笔触下从不畏缩遮掩，世界得以近乎零度的姿态呈现。而和这样的冷静叙述交织在一起的，是无数灰暗个体被打捞起来后在世界的绝对凝视之下的无力和窒息。这样的真实让人无法否认和拒绝，也让人静默。

　　这一次，他的笔从一场男女青年的畸恋开始写起，沈颖，家庭主妇，丈夫事业有成，女儿乖巧，优渥的家庭生活背后是无法填补的空虚；陈子凯，零工游民，潦倒卑微却遮掩不了孤傲心性。这样的两个人本没有生活面的关联，但数年前的一场饭局，让当时身处其中却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在之后以热烈继而惨烈的方式纠缠在了一起。

　　父母离异，母亲病逝，父亲疏远，尽管生活优渥但却无法将这些来自原生家庭的裂痕弥补，而所谓“生命的另一半”的丈夫也只是一个生活中的符号，这些都让沈颖在物质的丰沛中，看似拥有一切实则却一无所有。当陈子凯出现在其世界中时，无疑让她看到了明亮的可能性。反观在这一段关系中的陈子凯，成功“俘获”沈颖芳心让他至少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社会等级的钳制，也让那份在各种人际关系中被刺伤的自尊有了暂时的喘息。遗憾的是，在无所适从的人生中，两人依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零余者”。

　　显然，沈颖和陈子凯两人“灰暗”相遇后，并没有实现负负得正的效果，抱团取暖的期待落了空，这份“灰暗”之间的碰撞反而发生了反向的化学反应，最终获得的是一次灰暗的平方计算，在层层叠加后，灰暗逐渐吞噬了这两颗本就在阴影中挣扎浮沉的心。两个人都在对对方或是真情或是欲望宣泄的表达中推挡、攻守，最终在零碎的自我感动中完成了虚幻意义的叩问。也正是如此，我们在两人的故事中看到了那种渴求在虚无生活中获救的自我救赎以及自救失败后的惨烈与荒谬。在这段关系中，沈颖用金钱和身体“收获”了自己可以寄托于其上的“真情”，陈子凯也在性爱中实现了自我对世界的胜利，尽管是镜花水月式的。就像沈颖曾经追问过陈子凯的两个问题，“你是我的吗？”“你是我一个人的吗？”执意追问的背后是对当下所拥有的不确定的不舍与恐慌。

　　小说中有一些细节，常能让人读出魏思孝在故事讲述中的匠心和锐利。如沈颖工作后在化妆技巧、衣着品味这些实际是“金钱”代名词的加持下，成为了同事口中不好接近的女性，但当她在超市为女儿挑选麦片时，却依然习惯性地“对比两种麦片后面的克数，脑海中计算哪种更合算”。揭开一切物质的外衣，她依然是那个普通人，为生活劳心劳力。再如，被刺者陈子凯与行凶者吴安住的人生轨迹在“行凶”上得以交集，但实际二人早在之前就已经先后租住在同一片屋檐之下。一沓名为“吴安住”的名片让陈子凯在这个自己暂居的幽僻空间中找到了一丝实在感，他试图通过这个姓名来召唤出一种踏实，一种在与沈颖畸恋之外的踏实，因为“这个与自己曾同住一室的人，让陈子凯产生了奇妙的感受，似乎是世界中另外一个自己，能为自己的人生参照”，如果能和这个陌生名字有更多的联系，那对于自己来说是否也意味着一次人生的胜利。但不论是停了机的手机号还是二房东对“吴安住”这一名字的不知所云，都昭示了陈子凯此次的挣扎以失败告终。

　　在沈颖和陈子凯的故事里，魏思孝不动声色地写出了更多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生活，所谓的意义、所谓的人生都成为了悬置在他们头顶上的那只“薛定谔的猫”。然后在一次次地抬头探寻中，逐渐陷落，流沙没过头顶。小说中，那些形形色色的青年，“并不相似的五官，有着同样的迷茫和倦怠”，他们是无名的一群，同时也是共名的存在。在“沈颖”与“陈子凯”不同维度的叙事交错下，重重反照折射出的是德罗斯特效应式的青年群像。

　　人们对于魏思孝的评价常常习惯于从“乡村”这一关键词开始，但对空间维度的聚焦往往让我们在“城——乡”这一有效同时也是平面的思考架构中被一种惯性思维所牵引，进而无形中忽略或轻视了诸多鲜活个体的存在。这些个体并没有被那些涂抹了过多理论色彩的空间词汇所限制，他们会出现在乡村，也会游荡在城市街道，他们庸常无奇，却又随处可见。或许并非是空间赋予了魏思孝笔下人物的形体，反而是这些四散出现的个体串连起了他的各维度经验，并使之在其内心中氤氲出连绵的言说冲动。由此，从形形色色的人出发，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魏思孝在完成“乡村三部曲”之后转向对另一个空间：城市中青年群像的雕镂，其实早就内蕴于他的笔墨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