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芙康

　　自从装上电话，我便不再写信。我爸去世后，我会每天跟我妈通通电话。我妈嘴里，从来愁事少，乃至无；始终趣事多，盈耳也。电话打去，问她在做啥，回答往往是“打毛线”。

　　毫无征兆，我跟我妈的电话，会在那一天戛然而止。2010年8月12日，我妈深夜突发脑溢血。我从长春赶回达州，直奔监护室。我妈昏迷着（直到离世，再未醒来），我挨近她，叫了几声“妈”，我妈没有应我。端详她的面容，仍如往常，平和，慈祥，好像刚刚入睡。多年来，每回同我妈聊天，喜欢看着她说话。从年轻，到高龄，我妈脸上，对人总是和颜悦色，遇事总是不卑不亢。寒时看去，有默默的温暖；暑时看去，是静静的清凉。见过她菜市上讨价还价，从无强买，全是商量。我妈从不佩戴任何首饰，但街头巷尾时被拦住，言辞悲切的男女，掏出祖传古董，欲救急贱卖。我妈一律抱歉笑笑，侧身闪过。她始终远离“便宜”，也就从未品尝过悲喜交加的揉搓。从她脸上，能窥见内心的干净，是那种本色的文明。而恰恰因为我妈并无文化，让我体会到文明与文化之间，虽一字之别，却画不得省事的等号。

　　六天六夜后，我妈悄然而去。初初让人恍惚，有些半信半疑。很快振作起来，操办老人的后事。我妈去世，等于宣告，在这个地老天荒的人间，我家上一代人，均已仙逝。

　　殡仪馆一间收费不菲的灵堂里，冰棺考究，我妈安卧其间。高大的立式空调，让宽敞的空间一派凉爽；四周鲜花，给一位退休职工平添尊贵。我妈去世后，没有通知任何领导、同事、朋友，到场者，全是我爸我妈的侄男侄女及其后辈。我家人丁兴旺，开枝散叶五六十人之众。我周知全体亲属，除花圈、挽联外，不接受随礼。一切体面，不是做来看的，而要让自身合适。亲人们冒着酷热，从四面八方赶回达州，就应该是在恬静的悲痛里，陪伴他们素来惦念的骨肉至亲。

　　屈指算算，从我当兵离家，至我妈去世，共计四十一载。只是开头三年，无缘探家，之后寻找种种机会，每年至少回去一趟。加上书信、电话，对父母情形，自认了如指掌。而这回阖家相伴我妈，追忆种种过往，好多竟为我闻所未闻。也只有这时才算明白，父母把我养大，我不曾有任何报答，便远走他乡。尽管岁岁回去团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形同客人，依旧“隔山隔水”。这么多年，没从我妈嘴里，听到过一句埋怨，或是说些鞭策，希望我进个步、发个财。我妈对我的勉励，从来都是“要把伙食开好哟”。我妈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她没有文化，但她有母爱。许多川人不太介意身外之事，巴蜀俗话也是这么说的：“人行千里登上天，出息只看吃与穿。”

　　白昼连着夜晚，如此情境下的值守，是不曾有过的经历。我切肤有痛，此乃人生中非同寻常的忧患，但不觉得光阴漫长，也不会哀哀得无边无际。灵堂里，听不到通常治丧中的哭泣，现场反倒时而也有欢声，时而也有笑语。大人与孩子，都懂得人世恩情，又有各自的表达方式。斯时，我妈也一定在静听这些情景交融的往事。此情此景，让人百感交集：慈爱的妈妈，你将在晚辈心中快活地永生。

　　我妈下葬那天，山青天蓝，凉风习习。我们上得雷音铺，俯瞰明月江。墓园工匠已将我拟就的墓碑雕刻及安装做完。我面朝大理石碑门正面，逐字口诵。右首为我妈生卒年、月、日，左首为立碑年、月、日。正中竖雕一行正楷：母亲赵碧山之墓。偏左一行小字，由我署名敬立。再读两侧花岗岩所镌对联：明月东来福延子孙，雷音西去德随先人。横批：山高水长。

　　之后数日，忙于善后。某天，出人意料，我从顶板上翻出一个纸箱，内装铜壶一把。民国年间的物品，是我妈结婚之时，娘家嫁妆之一。此壶非砂模铸造，由乡间铜匠一下一下手工敲出。壶身、壶盖、壶把，点点叩痕，精细悦目。我六岁那年，在工厂缝纫社上班的我妈，突然下肢瘫痪。不巧我爸正借调外地，家中饮水，由我提着铜壶，至百米开外龙头接取，每趟最多半壶，且需双手同时用力。哪怕一路偏偏歪歪，对旁人帮忙，一概不要，逞勇自己能行。如是半年，至我妈腿疾痊愈。

　　北归时，这把铜壶，是我带走的唯一遗物。我将它搁放在书柜上，几乎天天都会有意无意地瞄上一眼。它已深存吾心，但从未带来任何苦楚记忆，亦不会让人动辄伤感，反是常有一股骄傲泛动心头：以六岁孩儿之力，仗壶闯荡，扶助我妈，度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