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说第一次见到我爸时，以为遇到了外国人，我爸的话她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我爸讲一口广西话，自认为已经说得很“普通”了，但大多数人仍然很难听懂。我妈则讲一口地道的山东胶东话，也十分难懂，有人形容听起来像唱歌一样。

　　20世纪60年代末，我妈千里迢迢，从山东的威海到新疆的兵团农场和我爸结婚。

　　据我妈说，我爸同事的老婆是我妈一个村的小学同学，热心地给他俩牵线搭桥，然后他俩就开始了一来一往的书信交流。

　　那个年代电话还不普及。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一秒拉黑，也没有一键转发。交流，就靠一封封的书信。

　　我妈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多远的距离，需要买几分钱的邮票；信封上写上收件人之后，后面还要写一个亲启；如果信封里放了照片，要在信封上写上“内有照片，请勿折叠”；如果拜托对方做的事儿，后面要加一个为盼；讲究些的，信尾的祝福要随四季而流转，顺颂春祺，即颂秋绥。

　　从提笔到送达，从山东到新疆，跨越千山万水，一封信一等就是十天甚至半月。在没有即时通讯、没有短视频轰炸的日子里，那时的人们学会了等待，也享受于等待。等待那几页有着笔墨香气的薄纸，经过了万水千山，来到手中时的欣喜。

　　那时候的日子啊，大概就像木心诗里说的那样，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上一个人。

　　慢，不仅让时间变得柔软，也让情感有了沉淀的空间，和想念的人隔着千山万水，等足了十天甚至半月，才能从一封长长的信中，知道他过得是否安好。信在掌心，隔着很远，知道牵挂的人过得很好，就已足矣。

　　长大了之后的我曾对我妈说，原来你和我爸是“笔友”啊。写信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我唯一能够“看得见”的浪漫。

　　每当夜深人静，一盏昏黄的灯下，笔尖轻触纸张，沙沙作响，仿佛能听见时间轻轻地在字里行间缓缓踱步。每一字一句，都凝聚了写信人深深的牵挂与真挚的情感。

　　两个人，虽远隔万里，又仿佛近在咫尺，通过一封封信件，共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共同编织着属于他们的故事。

　　我至今心动的一首诗，芬兰女诗人瑟德格兰的《一个愿望》，“在这个阳光的世界里，我只需要花园里的一张长椅和晒着太阳一只猫，我将坐在那里，怀里揣着一封短信，很短很短的信！”

　　那是一封怎样的短信？引人无限遐想。

　　虽然我妈说和我爸的信里不过是聊一些家常，那怎么称呼呢？一开始连名带姓外加同志，后来是去掉姓，在名字后面缀上同志二字，再后来，只剩言简意赅的名字。

　　“妈，你看上我爸什么了？”

　　“你爸面相好啊，一看就是个可靠的人。”

　　其实我爸一笔好字应该给他加分不少，让我妈忽略了方言的那一点点阻碍。

　　二十几岁的我妈，那时候除了去过一趟东北之外，还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从威海到新疆，4000多公里，足足走了8天，汽车转火车，火车倒汽车，在济南、郑州和兰州转车，甚至在车站过夜。她清楚她要去的那个农场远在天边吗？她知道农场的生活很苦吗？她知道西北的风沙有多厉害吗？

　　“哪想那么多，就是不想在老家待了，成分不好，被欺负。”

　　我没问过我爸，从我记事起就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觉得他一直在掩饰着什么秘密，仿佛一开口说话，就会不小心把他的秘密泄露了。后来的后来，我再想问，也没有机会了。

　　反正，他们跋涉千里，为我和妹妹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离得最近的两个词——爸爸妈妈。多年以后，我才清楚，他们的迁徙还为我和妹妹创造了一个故乡——

　　那里蓝天常常发呆

　　黄昏总是自顾自收敛一身光芒

　　它们从不考虑

　　我们欣喜也好，悲伤也好

　　生活一天天变小

　　正如它曾一天天变大

　　每个人走在路上

　　都背负看不见的粉红色大象

　　地球也是一样

　　它载着那么多春天的风，冬天的雪

　　夏天的花朵，秋天的河流

　　一刻不停地转动

　　一个南腔，一个北调，终于走到了一起。

　　南腔中，知道了我爸的老家有好多大山，他说有一座山长得和猫儿一模一样，所以叫猫耳山；还有一座山长得像一只站在江边伸鼻豪饮的巨象，所以叫象鼻山。它们栩栩如生在我的心里，虽然小时候在农场，只看到周围的沙丘，连绵起伏。

　　北调中，知道了我妈的老家有大海，海里有很多好吃的，我妈最喜欢夏天的凉拌海蜇。她说刚打捞上来的海蜇，被切成一方一方像凉粉一样在集上卖。赶集的时候，姥爷会买一些回来，切成小块儿，用酱油醋和蒜那么一拌，别提多好吃了。

　　农场不只有我爸我妈，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他们或者支援边疆建设，或者只为寻求改变，所以农场不只有广西话、山东话，还有陕西话、上海话、北京话，哪儿的话都有。

　　“可我小时候为什么说河南话？”

　　那是因为50年代末，有将近5万名河南青年支边进疆，成为兵团建设的重要力量。我爸说，这些支边青年不仅在兵团扎根，他们的方言——河南话也随之在兵团中传播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支边青年的后代也在兵团中继续传承着河南话，使得河南话成为兵团的强势语言。

　　我爸我妈所在的团场是农六师106团，当时有8个农业连，有加工厂，有畜牧连，我爸在工程连，我妈在五七连，我爸随着工程走，常常去乌鲁木齐出差。

　　一年级暑假，我跟他去了一次乌鲁木齐。他上班时，我就在宿舍附近玩，认识了一个叫王小红的女孩。除了羡慕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空白本子之外，他爸爸可能是仓库保管员之类，还羡慕她有一口和我不一样的普通话。我积极地学她说话的样子，发现她形容完一个东西之后，总要加球子这两个字，脏球子乱球子，好看球子，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粗话。反而觉得洋气，比我的河南话好听多了。

　　9岁时，全家搬到了乌鲁木齐，我也开始说普通话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方言是身份认同的标志，它让你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或地域，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甚至一些自豪感。

　　新疆味普通话一直伴随着我。从西安到山东，不知不觉间，那种“羊肉串的味道”越来越少，话说得越来越标准，却越来越感觉自己无论在哪里，都是外地人。

　　到电台工作后，需要普通话考级，主持人必须达到一级乙以上才能上岗。有一年在北广短训班，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自诩说的都是普通话，但一开口老师就知道你是哪里的。广东、湖南、陕西、辽宁、上海……

　　“一听你就是新疆的。”

　　哈，隔了这么多年，还是被一下子认出，口音，和长相一样，成了我的另一张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