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均鸣

　　近日，青岛诗人闫殿才先生的新著《山海人间》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继《半尘》之后的第二本诗集。诗如其人，闫殿才的作品继续保持了含蓄、内敛、不事张扬的基调，同时也在更宏阔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有了深入的挖掘和发现。坦率地讲，这正是我所喜欢的诗歌式样，闫殿才的现实生活状态同样也是我所欣赏的。

　　“虽然进入诗歌江湖很容易，但做一名诗人还是有门槛的。”这是我与闫殿才的共识。我们认为，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必要的文化储备和知识积累是不可或缺的，能够流畅自如地把写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置换成诗意的文字，是一项必备的“技术”前提。那些病句连篇，“的地得”搞不准的人，仅靠简单的分行和断句是无法担得起“诗人”名分的。为了便于与“诗歌江湖”进行区别，我们将诗人创作的场域称之为“诗歌界”，这也是我们当下所关注的重点。纵然如此，在诗歌界仍然也是众声喧哗，各怀心思。大家在不同领域自觉和不自觉的探讨中呈现出多极化指向，诗歌界的嬗变是在“大雪无痕”的时空中发生的。

　　诗歌的去功利化路径。回顾新中国的诗歌史，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大繁荣的时代，诗歌所能给予诗人的功利性回报是丰厚的，有的人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价值不菲的世俗利益。一些50后诗人，是那次诗歌大潮的“空前绝后”的利益既得者。及至进入21世纪，诗歌的功利性功能渐次消退，当时我曾预言“诗行里不再有米粒和爱情”。事实也是如此，后来加入诗歌写作的60后、70后诗人，再也体会不到前辈们当年的幸运了。现在还在坚持诗歌写作的，一定是出于真正的爱好，而不可另作他想。

　　诗歌走进技艺的“胡同”。近几年，诗人的写作越来越重视技术重塑。一方面，境外大量诗歌翻译出版，多种思潮和技艺得以传布。另一方面，诗人寻求“标新立异”也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基因。两者邂逅，对于技艺的痴迷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交流，对于技艺的探讨似乎也成了时尚的雅谈。如同画家们聚集在一起愿意谈色彩、虚实、远近和光影一般，诗人们凑成一堆则更喜欢讲意象、解构、主义和张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声嘶力竭的痛，奋不顾身的爱，没有底线的恨，远离红尘的“丧”等各种“极致”的手法占据了诗坛。对于技艺的过度追求和放纵，稀释了诗歌的思想表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及时纠正，诗歌便会走进死胡同。

　　诗歌需要高举思想的旗帜。阅读闫殿才的《山海人间》，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思想的力量。很显然，闫殿才有意识地摒弃了滥情的文字表达，简练、干净的诗行直抵思想高度和哲学境界。“有时候，写自己，写着写着，便写成了他人/一些委于腹腔的疼，会减轻许多//有时候，写他人，又不自觉地，写成了自己/一些感动，便先于笔尖，落在纸上”“不敢保证自己走过的路，说远的话，做过的事儿/是真的。也不能否认是假的//我写我时，可能，写的是你/我说对时，可能心里，早已否定了一千次//真真假假，都是人生”这种与世界和解，也与自己和解的姿态，其实就是与整个人生的一次彻底和解。自然而然地，他告诉读者“关于这本书，相信，比不相信，要好一些”。

　　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几成定律。闫殿才的诗歌在轻盈的文字中透着沉重如枷的生活印痕，在貌似不经意间散发着深思熟虑的哲学追问。如果没有丰富的阅历加持，这样的诗句难以生成。诗歌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源于诗人的敏锐发现和深刻剖析。毫无疑问，闫殿才在文化的多个维度上已经拓展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闫殿才是入行较早的诗歌爱好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靠经商谋粥养家。其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疏离了文字，也远离诗歌。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葱岁月，对文学义无反顾地“断舍离”，让他幸运地躲过了“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尴尬。近几年，当他翩然回归文学的时候，已经拥有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带着“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由过去的仰望星空，到当下的平视人间。此时此刻，山海人间，皆为如诗如画的风景。这种风景，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更是灵魂深处的。无论是“江湖吟”，还是“人间书”都有了抚慰人心的温度。“高原行”罢“春风暖”，如此阳光般的写作风格，可以轻而易举地与读者实现共鸣和共情。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这种直入红尘，却又高标逸韵的诗歌写作状态堪为同道典范，足为后来者式。

　　平庸的人玩不了诗歌，也当不成诗人。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偏见，但至今不曾改变。经商赚了些散碎银两后，闫殿才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了，这让他的诗歌写作纯粹而又干净。如同他的钓鱼爱好，同样没有计较斤两的功利追求，他只是在享受一种有趣的生活罢了。其实，这种诗意的生活才是诗人应该恪守在胸的不二正途。

　　作者简介：崔均鸣，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