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丁

　　上初中时，我喜欢一边帮大人干活一边打开“黄河牌”收音机，纵听天下轶事。我的家乡与河南省搭界，不但生活习惯很相似，就连收音机里近三分之二的波段都是河南省、市的广播节目。那时候“鹤壁经济广播电台”刚刚开播，信号很足，节目也很丰富，不久我就成了该电台的粉丝。中午时分，有一档法制节目《以案说法》是我的最爱。半个小时时间，有叹为观止的案例故事，有深入浅出的法律普及，更有引人入胜的听众专题，播一些听众关于身边法律问题的来稿，别有天地。

　　那时的我，爱模仿朱自清、汪国真等大家写点不成气候的文字，也特别喜欢学校的作文课。我的作文时常是被当成范文来读。有一次有感而发写了篇“流水账”似的记叙文《秋雨恼人亦潇潇》，洋洋洒洒3000多字，被语文老师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下课铃响了还在分析“作者写作心态”。当然，写学生作文时我压根没有想过投稿的事儿，直到我姥姥家中发生了变故。

　　那天，姥姥去赶集，被同村的“惯偷”骑着飞奔的摩托车撞倒在地，两腿摔成粉碎性骨折，大腿以下全部被截肢。但那个姓温的肇事者却只给姥姥家提了两袋冰糖和一点水果，就再没理会过，后来又因为犯其他案逃之夭夭了。当时的我刚去县城读书，得到这个消息时，悲不自胜，含泪在作文纸上写了篇文章《血的教训》，找出留存的鹤壁经济广播电台法制栏目地址，寄过去。

　　一个月后，当我再从学校回到家时，父亲从铁盒子底下翻出一张带有绿色字体的长条形纸片来，煞有介事地扬手递给我，“你怎么有个汇款单？”“汇款单？不清楚啊？”我赶紧仔细端详起来，纸片上写着：中国人民邮政汇款通知，汇款金额叁圆，汇款人姓名：鹤壁经济广播电台法制栏目组。我的手一下颤抖起来，不能自已。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汇款，更没收到过我钟爱的电台的汇款--这分明是稿费嘛！我抱住父亲的胳膊使劲叫唤起来：“我的稿费，这是我的稿费，上个月写给电台的作文！”只可惜，那时的收音机没有回听功能，不然，学习再紧张也要听听自己写的文章！

　　父亲笑我：“熊样，你这是得了一百万贯了？！”父亲还告诉我，前几天有几波外乡的青年，其中还有一个坐着残疾人双轮车来的，打听着找到家里，一进门就问“马老师在家么”，非要让我给他们讲讲写作的方法、投稿的路径。我感叹之余竟有些汗颜了，自己怎么能担得起“马老师”的称呼，幸好自己不在家，避免了尴尬。

　　当我再次从学校回家时，父亲从门后的秤钩上取下一枚拴着红头绳的绿色小方块扔给我，又骂起来：“熊孩子，你得了个啥稿费这是？就剩这一个戳，还让我倒贴了五毛。一斤二胺肥料没有了！”原来，父亲在帮我取汇款时遇到了问题。当时在邮电局取汇款不仅需要带填有身份证号码的汇款通知单，还需要姓名章，也就是俗称的手戳。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哪有那玩意儿？任凭父亲给工作人员如何解释，工作人员坚持“三样”齐全才能代为取款。这可难坏了父亲，蹲在邮电局的墙角里看熙来攘往的人。后半晌时，给村里经常送信的张宝德路过，一下认出父亲，问了原因，立刻给父亲出了个“刻一个手戳回来”的主意。父亲出门右拐100步就到了那个邻村人胜子的刻章部。胜子头也没抬就给父亲报了手戳价格，5块、10块、30、50等等，依章料说价格。父亲觉得太贵，就软磨硬泡，终于将如半个麦穗大的，也就是个头最小的绿色章料价格讲到了三块钱，又将兜里仅存的五毛钱塞给胜子，办了个“加急”完成。父亲先赊了账，飞快跑回邮电局，心满意足地取出三块钱，又马不停蹄跑回刻章室，将那三块钱塞给胜子，擦着汗，揣着我的手戳，哼着豫剧《朝阳沟》回家。

　　日月如梭，我第一笔稿费的事儿已经过去30多年了，父亲也早已离我们而去。如今，我每年也能星星点点收到些比那三块钱多出数十倍的稿费，但总觉第一笔稿费的意义才像是自己用不尽的财富。那只用三块钱稿费换来的手戳仍在抽屉里躺着，尽管不再用它，但每每看到它，我就会想起自己最初写作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