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在作家和编剧之间有道“障碍”：作家往往不擅长改编自己的作品，也不放心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编剧；编剧则把小说原著放到影视工业的角度来拆分、重组，规避不符合影像表达的内容。将这道“障碍”变成“旋转门”，自由穿梭于写作和编剧之间的创作者，放眼国内少之又少，宋方金就是其中一位。

　　宋方金，作为编剧打造了《手机》《功勋·袁隆平》《飞》《温凉珠》等影视剧本；作为作家创作了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上元灯彩图》。此外，他还作为特邀嘉宾登上“吐槽大会”等节目，作为“四味毒叔”成员一直关注编剧的电影海报署名权益。

　　在宋方金看来，编剧、作家的身份各有千秋。“剧本最重要的是人物关系的变化、人物命运的曲折、台词的精炼、细节的准确，它跟文学确实有相通之处，但不同的是，作家写完一部小说就可以直接面对读者，而一部好剧本写完之后还要经过导演、摄影、演员、美术、场工、录音等变量条件才能面对观众，因而，编剧的宿命感特别强。所以说，一个成功的编剧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编剧（可能是靠其他人的辅助之功），而一个成功的作家必然是一个成功的作家。”

　　大作家的高姿态

　　《清明上河图》（2015年）《上元灯彩图》（2023年）是宋方金连续推出的两部小说，显示出他驾驭古典题材的创作技巧。“我们现在有相机，而古代人只有绘画。传世之图往往隐藏着强烈的情感和丰富的信息，具有很高的故事价值。这两张‘图’是我观察古代世界和古代社会的重要入口。”

　　身兼编剧和作家两职，宋方金清晰地意识到创作权与改编权的分野。“这一两年，我和不同的导演聊这两幅‘图’，我对导演的期许是遵循我的原著主要情节和走向。这次，余华为什么说《河边的错误》改编得好，实际上，魏书钧导演颠覆性地修改了小说，但他保留了作品的内涵。之前拍《红高粱》时，莫言对张艺谋说：‘你就是让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造原子弹都可以。’这就是大作家的态度：我不在乎你是否照着原著去拍，只要遵循小说的精神就可以。这种高姿态也能让导演和编剧放开手脚。”

　　创作还是需要纯粹

　　宋方金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他对影视与文学之间的转化有着深入观察。

　　宋方金认为，文学与影视分为三种对应关系。“一类文学作品集中呈现人与内心、人与自我矛盾冲突，特别容易改编成文艺电影、艺术电影，比如《河边的错误》；另一类集中表现人与人的矛盾冲突，特别容易改编成电视剧，比如《人世间》；还有一类着重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大环境的冲突，特别容易改编成类型电影或者动作片。”宋方金说。

　　确如宋方金所言，作品同样出自余华之手，《活着》的影视改编大多遵循原著小说的主要人物关系、主要人物命运走向，至多给人物加入一些零杂活儿——比如，张艺谋给福贵加入了皮影戏的戏份，使得剧情更加视觉化。《河边的错误》的改编则需要天翻地覆，只保留先锋的气质和感觉，呈现出文艺片的质感。

　　创作完成《功勋·袁隆平》，宋方金正在忙于新的创作。“写完袁隆平先生，我对中国粮食行业和种子科学家比较感兴趣，计划写一部以农业科学家为题材的电视剧《中国饭碗》，同时还在写一部战争题材电影。”宋方金说，行走在作家和编剧两个领域，不可避免地遇到创作频道的“调适”。

　　宋方金具体解释说：“小说、剧本各有各的创作规律。举例说，《红高粱》拍完后，张艺谋与莫言的合作意犹未尽，希望再做一个大手笔的电影项目。莫言马上写了一部《白棉花》，然而，这部小说在他的创作作品里评价不高，张艺谋也觉得不适合拍成电影。这让我们思考：《红高粱》不是为电影而写，却特别适合拍成电影；《白棉花》专门为电影而写，却特别不适合拍成电影。小说如果具备了较强的原创性、故事性，确实适合改编成电影。但专门为了电影写小说，很可能被电影的某种视觉追求和画面感所俘虏，所以，创作还是要纯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