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日本广岛遭遇美国原子弹轰炸。围绕日本缘何非遭遇美国核打击不可的问题，一个几乎见诸所有历史教科书的耳熟能详的说法是，因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宣言》，所以美国决定对其实施核打击，苏联也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对美国而言，此乃所谓“尽早终结战争，避免造成更多流血的日本本土战的最佳策略”。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未必站得住脚。

　　原子弹“志在必掷”

　　原子弹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志在必掷”的实用武器研制的。要知道，美国原子弹研发制造源自纳粹德国核武研发的刺激，带有极强的危机感。罗斯福死后，杜鲁门继任总统，他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何时、在哪儿使用炸弹（指原子弹）的最终决定权在我，这一点不容错位。我一向把原子弹看作是一种兵器，理应付诸使用，对此从无任何疑念。跟随总统左右的最高军事顾问们曾劝诱我使用之。我与丘吉尔会谈时，他也曾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过‘如果有利于终结战争的话，赞成动用原子弹’的话。”可见，既然是兵器，使用没商量一是美国战争政策最高决策者的意志。

　　日本一直是首要目标

　　至少从1943年5月开始，日本就已经被设定为核打击的首要目标，且越往后越具体化。1944年9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已然达成了要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约定。

　　原来，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赶在苏联对日参战之前，迫使日本投降，以争取对日占领的主导权，遏制苏联。德国投降后，苏联单方面撕毁《雅尔塔协定》，闪电“收割”，把此前遭纳粹铁蹄蹂躏的东欧诸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美绝不容忍东欧的“悲剧”在冷战“桥头堡”日本重演。日本投降一旦延迟，那么德国投降三个月内，苏联进攻日本的承诺期限就将到来，美国将在对日占领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此时的课题，已不是日本投降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投降的问题。

　　争取外交主动

　　美国历史学者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在其著作《原子弹外交》一书中，论证了美国如何以原子弹为砝码，在对苏外交中争取主动的过程。杜鲁门继任总统是在1945年4月12日，他面对的最大课题是如何终结战争，并在战后格局中争取主导权，而最吃紧的问题就是应对波茨坦会议。由于彼时，原子弹研发已到了核试验的最终攻坚阶段，杜鲁门尽量想把会议日程向后推迟，以期能拿到踏实的“原子弹牌”。

　　波茨坦会议上美英两国首脑在第一时间分享了“孩子诞生”（指核试验成功）的情报，但通报斯大林则是在一周以后。斯大林并未显得很吃惊，若无其事地说了句：“是嘛……那么就可以在日本使用了。”暗中却加紧了从“满洲国”进攻日本的进程，同时下今莫斯科的原子弹研发工作提速。

　　对日种族歧视

　　对日本人的种族歧视是一个深层原因，虽然很少表面化，但却是一个颇为现实的因素。日本军队在战时的残虐暴行，强化了西方对东洋社会所抱有的“日本人性恶论”的既有成见。当然，歧视从来是双向的：有日人针对白人的“鬼畜英美”式的妖魔化，便有美国人对日人所谓“猴子”的侮辱性蔑称。既然是诸如“兽类”“猴子'等非我族类动用“新式武器歼灭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回过头来看，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的惩罚，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但惟其如此，日本对其“被爆”的悲剧，也基本上抱着现实主义的应对：接受“宿命”安排，绝少听到对此的高调控诉。　　刘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