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诗人 桂鱼

　　瓦尔特·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

　　与正统意义上的小说相比，“故事”的题材范畴更加宽泛，叙事方式更加灵活，所传达的内容也更加朴素和亲切。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往往是通过童年的睡前故事，先于书本与我们相识。也正因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故事对最初的人格塑造，起着重要的示范和启蒙作用。

　　身为中国人，谁不曾听过那些壮美的故事呢！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天空破裂了，就以灵巧的双手去修补；十个太阳作恶人间，就用锋利的弓箭消灭九个；大山阻拦道路，就“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只因着那份“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信心。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人定胜天”，是无论面对如何千难万险的现实，都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

　　东西方许多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中，都有着史前大洪水的相关故事。这个世界是否真的经历过那样一场浩劫，不得而知。但相同的故事题材，却传达着不同的人文思想。《圣经》旧约中的“诺亚方舟”，是天罚、是被动、是逃难、是“被挑选出来的人才有活下去的资格”。与之相比，中国神话中大禹治水的故事，却是一呼百应、万众同心的集体精神。“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丰功伟绩，是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与劳动成果。《史记》中的“大禹本纪”，又何尝不是一部浓缩版的“中国人民本纪”？

　　之于现当代文学，传统故事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书写母题。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便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总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氛围下，他以古代故事作为小说主题，融入现代元素，在探索新小说创作方向的同时，也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作出了犀利的批判，于文本中重拾了“五四”革命精神。正如茅盾所言：“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之所憎恨与爱。”

　　与其将故事称为一种文体，不如将之看做经验的融汇与传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故事所承载的，是国人对自身历史的记忆，这些记忆，携带着华夏民族骨血中始终不变的DNA，在持续传导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也不断地塑造着社会的价值观念。中国故事，犹如不灭的火炬，不断地为时间注入光与暖。在这明亮的火光中，可观来路，可见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