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彤

　　我很少写诗，也没有专门研究过现代诗。以前学习古典文学，读了一些古典诗歌以及诗话，喜欢苏轼，有一年趁“双十一”买了他的全集，不过到现在也没有读多少。

　　但是做编辑免不了得读诗歌作品，我也偶尔编辑过几位著名诗人的作品。有一次徐敬亚老师给了一组作品，说起来也是神奇，虽然那些语句其貌不扬，校对过三遍后，却像长了脚一样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这是迫使我认真地考虑语言的内在韵律，我想起从前读书时选过一门诗学的课，著名诗人骆寒超教授用他那难懂的诸暨话讲诗学的理论，我翻出当年的听课笔记，边看边琢磨，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理论与实践以这样一种方式碰面了。

　　2019年，我去山东省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习，同学中有一位来自重庆的诗人，获得过《人民文学》奖，颇受关注。我发现他正在用一款名为“墨迹”的软件写诗，几乎每天都写一首，发在朋友圈里。几位同学都觉得这个软件好用，纷纷下载了，我也凑了一个热闹，从那时起，我也偶尔写几句诗，发在朋友圈，有时会引起许多朋友点赞。我有一位只见过一面的朋友，是陕西一所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她的小说和散文都写得好，我们也经常会在微信上聊一聊文学，她认为我平时记录生活，随手写下的文字很有趣，也鼓励我好好写作。有一天，我发了一首诗在朋友圈，她突然发来微信，说你的朋友圈很逗，可是，你能不能不写诗了呀？她说，你写的那叫啥玩意儿啊。

　　她的这一说法对我的创作热情形成了一定的打击，我也想起来，关于写诗这件事，我其实也有一些经历。

　　少年人没有不爱诗的，小时候我们都读过汪国真、席慕蓉，有一年二姐还从《语文报》上邮购了纪宇老师的《风流歌》。高中时我参加过学校的诗歌比赛，我写了一首诗，只有四个字，得了一等奖。诗的名字叫《青春》：“雾/抑或/火”。这当然是因为知道北岛有首一个字的诗《生活》：网。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我从小就很擅长，那次得到的奖品是一本席慕蓉诗集，这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几本诗集。当时家里还有两册诗集，一本是惠特曼的《我在梦里梦见》，一本是聂鲁达《诗与颂歌》。那时我完全看不懂诗中含义，只模糊地记得，聂鲁达的诗里，有腹部的玫瑰、胸脯的杯子这种充满了诱惑的句子。这两本诗集的定价都只有一块多，长久地放在书架边缘处，它们是64开的，非常之小，时间久了，封面上的塑料膜还起了泡。它们的译者都大大有名，有袁水拍、楚图南和屠岸，我后来经常在图书馆的书脊上看到他们的名字，与少年时的感受全然不同。

　　大学时我也写过一次诗，是在“办公自动化”的课堂上。这门课主要讲如何使用电脑处理文件，30年前Windows还是稀罕玩意儿，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如何在没有鼠标的情况下操作这个系统。这可逗极了，既然有了Windows为何会没有鼠标呢？据说是因为当时鼠标里的那个橡胶球产能不足。在这样一门课上，我与小史同学开始了唱和，你写一首诗，我写一首诗，在课堂上把几张稿纸正反面写得满满的。我给它们取名《波亚涅之什》，波亚涅，pioneer（先锋）地硬译，这个名字颇有一点五四风。大学毕业时，小史同学把这几首诗工整地抄了一遍，送给我作为毕业留念，我一直认真地保存着，可是近来想找却遍寻不见。小史同学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现在也很少见面了。她也还记得我们合作写的那些诗，不过真的很惭愧，我最近几年想起来就翻找，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

　　随着我做文学编辑时间的增加，与诗人的交流渐渐多了起来。有一次参加诗人们的新书分享会，听了他们的精彩发言，也趁热买了几本诗集。现在我每天都会读一两首现代诗，这在以往从未有过。前不久我的一位大学老师问我有没有写过诗，他在编辑一本诗歌丛刊，如果我有诗歌作品，可以给他投稿。我整理了一组用“墨迹”写的诗发给他，他编发在《星河》诗丛中，我也加入了一个《星河》的作者群，群里的成员似乎大都是大学中文系或外文系的老师。后来我把这组诗编到了微信公众号里。这是我唯一一次发表诗歌，此前也不太想拿给熟悉的朋友们看。记得有一年我听《扬子江诗刊》的主编胡弦老师讲过一堂课，他说，诗歌就是别人突然进到你的屋子时，你放到抽屉里的东西。现在，我把我的抽屉打开了，让朋友们随便看。我想，诗酒趁年华，既然抽屉里有这么几行诗，拿出来又有啥不好意思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