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酒不在其列，说明其并非生活必需品。关门呢？同样也有七件事，琴棋书画诗酒花，如此看来，酒是适合关起门来喝的。

　　青岛是我国重要的啤酒发祥地之一，始于1903年，青岛人大都爱喝啤酒。我从记事起，就拎着暖瓶、燎壶四处为父亲打散啤，他至今八十七岁的高龄，每天仍能轻松饮下两听青岛啤酒，视作液体面包，脸不红，心照跳。他是青啤的铁粉。

　　我不擅饮啤酒，年轻时喝酒是以青岛白葡萄酒入门的。开在北岭东坡的青岛葡萄酒厂也是老字号，1963年，青岛白葡萄酒在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被评为全国十八大名酒之一，曾荣获中国第一枚白葡萄酒金奖。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那会儿，岛上涉外大酒店的柜台上，青岛葡萄酒厂出品的白葡萄酒是抢手货，每瓶葡萄酒外包装仅有一层薄白纸。每至旅游旺季，北欧的“宝珠”号等邮轮停靠青岛码头，四五百名外宾上岸游览观光后，即来到宾馆大厅的柜台前，排队购买青岛白葡萄酒作手信，场面火爆，蔚成一景。

　　白葡萄酒是甜酒，味道颇合我意，年轻时能痛饮一瓶而不知醉意。因为干酒店的缘故，饮酒相对较杂，多数情况下身不由己，故什么酒也能湊合喝上两口。高到71度的小瑯高，低到一两度的青岛女士香槟、苏州桂花冬酿酒，都喝过。

　　喜欢喝酒，总有醉的时候，所谓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其实，喝白酒、高度酒、烈性酒心理上有所防范，往往不刻意醉酒，尤其是喝断片那种醉法。防不胜防的大都是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大意而失荆州。

　　喝了几十年的酒，最怕的有两种酒，一种是绍兴黄酒；另外一种，是贵州米酒，少不更事，皆吃过大亏。

　　20年前去杭州，当地友人设晚宴接风，不拿白酒红酒啤酒，开席就整绍兴花雕，美其名曰当地特产。主人好客，热菜还未上桌，彼此已干了三四杯，自我感觉良好。花雕酒精度十五六度，并不高，又微甜，喝着喝着便放松了警惕。杭州人喝花雕有一种特别的饮法，将黄酒加热后再打上一个生鸡蛋，鸡蛋半生不熟时，连酒带蛋糕一饮而尽，言之大补。一顿饭下来，仗着年轻，独自干掉两瓶花雕，席末已微醺。散场后，趁着夜色迈出餐厅，微风吹来，脚下忽地一软，感觉像是踩在了棉花套子上，云里雾里有点孙大圣腾云驾雾之状，始知大事不妙。待回到房间即吐得稀里哗啦，早上醒来发现，昨晚竟然合衣睡在了沙发上。这种酒，便是江湖中传说的“见风倒”。

　　贵州的米酒，最怕遇到苗寨“高山流水”式的饮法，苗族姑娘们一边高歌，一边往来客嘴里灌酒，歌不停酒不停，无论米酒或清或浊，度数或高或低，酒后状况同上，防不胜防。

　　不出门不知道，全国人民喝酒数咱山东套路最多。什么主陪三杯副陪两杯三陪打一圈，如今又发展到主陪六杯副陪金陪银陪轮番上阵的局面，难怪外地朋友提起山东之行就摇头叹息。

　　民间有句谚语：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赌钱。喝酒需要三五好友，把酒言欢。我喝过的最适口的白酒，是在贵州镇远古镇的贵州青酒厂。那天，当地朋友载着我，来到偏远幽深的山区酒厂。时值初冬，酒厂负责人带我们参观了酿造车间，又去超大的类似山洞般的藏酒库房品酒。晚餐时，酒厂老板拿来一塑料桶散装白酒招待我们，说是他的自用酒，酒精度在四十五度上下，酒体微黄，挂杯，入口软、绵、甜，实在是太好喝。吃着火锅，一斤白酒下肚，未有丝毫醉意。往后，这种感觉再也未遇到过。美好的事物总是如此可遇而不可求。

　　旧时讲，喝酒吃肴的，称肴客；干喝酒没啥下酒菜的，称酒客。肴客满目皆是，酒客不易遇见。十五六年前的一个清晨，我在苏州东山古镇的“洞庭饭店”里，见识过一位。

　　那时的洞庭饭店依然保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饭店的风格，进门是一溜的老式水牌，顾客点餐要先买筹码，然后坐在店堂的八仙桌上等候。老店的炒太湖虾仁、响油蟮糊、红烧划水等经典菜，价格公道，量大实惠；尤以各式苏式汤面，闻名遐迩。在等汤面的当口儿，我瞧见对面桌上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子，手捧一碗光面，旁边放一瓶高度白酒，吃一口面，喝一口白酒。光面即是阳春面，什么浇头也没有，即使这样，那男子依然吃喝得津津有味，跷起二郎腿的那只脚，还在有节奏地打着拍子，怡然自得。这位喝早酒的男子，是真酒客。

　　由此，我忆起了苏州美食家陆文夫的一桩逸事。某次，他去外地朋友家错过了饭点，朋友家里啥菜没有，只好给他下了一碗面。知道陆文夫嗜酒，朋友就拿了瓶白酒放在他跟前。后来，陆文夫将一些白酒倒进了面碗里，连面带酒呼呼吃下，令朋友大开眼界。无疑，陆文夫也是好酒客！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作家汪曾祺，兼有肴客和酒客的共同点。作家王干曾对我说，他可能是去汪老家蹭饭最多的一位了。汪老好酒，也喜欢动手烹调，他做的菜，量不大，刚刚够吃，或不够吃。汪老往往吃几口菜就搁下筷子，但是酒盅始终不离口。他眯着眼睛，笑嘻嘻地喜欢看着别人吃他烧的菜。在他眼里，好像吃饭的人也成了一道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