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看到校友们在转一条微信，标题为《这门开了40年的课，教学生捕捉美》。这是一篇记叙母校开设的摄影选修课的，文章里说，虽然四十年间，摄影已经从胶片时代走进数字时代，相机更是升级迭代，但这门课还一直开着。这门课我也选过，选课的时间是1994年，任课的老师叫李浙江，也是这门课的第一位老师。

　　李老师真是那种典型的浙江老师，认真又和气。时隔多年，我还记得这门课对我的影响。在传授技法的同时，李老师也会讲一下他的摄影实践。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自己的不足，这也恰好显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后来我到报社工作，在摄影部的同事那里看到一些摄影方面的期刊，在扉页上的编委里，经常能看到李浙江的名字，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有名的摄影家。

　　这门课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做实验，摄影课的后半程主要是讲冲洗胶卷。每周的课后，我们三个人一组，发一台相机、一卷胶卷，用一周的时间拍完，然后拿到暗室里练习冲洗。暗室在三号教学楼的二楼，我现在还能想起暗房里药水的味道，每一个实验台设有水槽、放大机，墙上有一盏小红灯，在冲印照片时，红灯照在同学的脸上，个个像关二哥。胶片洗出来之后，卡在放大机上打试条，测好显影的时长，然后把照片洗印出来，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经常洗出漆黑一片的小黑板，引起一阵哄笑。

　　在大致掌握了这些技巧后，我们骗来了一位女同学的标准照底片，想印一张整张相纸那么大的黑白照片，上课时带去，挂在黑板上，搞一个恶作剧。印照片时，我们发现放大机根本放不了那么大的照片，于是就印了一张五寸的，虽然没有起到预想中的轰动效果，但是也让课堂上热闹了一阵。这张照片上的女同学很漂亮，她看到照片并没有气恼，照片在传看一番后，居然又回到了我的手中，就一直夹在我的摄影书里，毕业时我特地请她签了名字，现在想起来，都是很美好的青春往事。

　　到晚报工作时，报纸还没有彩印，我们办公室旁边就是摄影部的暗室，摄影同事在拍完片子后，把胶片装到小黑圆盒子里，一边晃一边四处走走，那个小圆盒我很熟悉，可是我在报社并没有用过。当时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还是严格分开的。

　　不久，报纸的发展开始加速，我们迅速地开始全面彩印，彩色胶片自己洗不了，都要拿到楼下的彩扩部，暗室也渐渐没有用场了。摄影是拼设备、拼体能、拼技艺的工作，我还记得拍体育片的老师曾跟我形容过，他去拍国际赛事时，旁边国外通讯社的记者“快门响得跟缝纫机一样”，那么多胶片得多少钱呀。不过我们的体育记者在比赛时用的胶片也不少，每个周日，拍摄甲A联赛的记者会把冲好的胶片扫描成电子文件，通过电传的方式传回报社，我如果出差赶上周日，晚上往报社传稿子，就会长时间遭遇占线，有时不得不第二天早晨再传。

　　刚开始使用数码相机时，文字记者要拍出一张能用的照片来并不容易。我有一次去拍电影节，所有得奖的演员都会在一个背景板前举起奖杯让大家拍照。由于我没有掌握要领，辛苦拍了一晚上，所有的照片都慢了半拍，不是演员扭头准备离场，就是手已经放了下来，没有一个是举起奖杯的，遭到后方编辑好一顿嘲笑。

　　我之所以发现自己不是干摄影的料，也是在一次次采访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的。文娱记者在摄影方面要求很高，为了抢到一张照片，许多媒体都不惜代价。像广东的许多摄影记者都是业内的腕儿，我拍出的片子跟人家无法比。我的一位师兄当时在南方日报做摄影记者，他读书时是一位诗人，1998年抗洪时扛起相机奔前线，拍的照片得了新闻奖。由此我想到，摄影是一个需要激情的工作，而我呢，一是腿不勤，二是拍摄人物时，总担心对方不高兴，缩手缩脚也就拍不出好的片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感激当年选修的那门摄影课，我常常像阿Q一样想，虽然某些动人的一瞬并没有被我的相机记录下来，但它们真的存在于我的脑海。毕竟我也曾经无数次地“用摄影家的眼光看世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