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里，收拾停当后，便将那张老旧的藤编小圆桌从天井里搬出来，安置在屋门前那棵歪勃子杏树底下，将一身的疲惫倾泻在一张帆布座椅里，泡上一壶好歹无谓的茶，翻阅攒下的报纸、瞅上几眼未必读得进去的书籍。

　　杏树挂着摞压摞的青果，垂首贴地。一夜雨声潺潺，正间窗外阶台上已是落红满地，虽经风吹雨打，繁花过后的紫红蔷薇仍旧一副绰约的模样，难得一向不闻花事的老爹没有扫掉阶台上、夹道里飘落的花屑。一只黝黑的大蚂蚁机警地爬上圆桌，在“青春咖啡馆”的书页旁嗅来嗅去。雨又下起来，不大，不必躲避。

　　想起小时候，夏秋时节，放学回家的路上，常被雨追着四处躲藏。有时躲进玉米秸搭的专门用于“看场”的窝棚里，那里面玉米秸、杂草混合的潮湿气息至今不能忘记。这个季节雨水都是急脾气，大雨夹杂着冰雹，噼里啪啦，冰雹满院子跳舞，打得家什叮当作响。趁母亲不注意，顶着锅盖蹿进天井里抓几粒塞进嘴里“嘎嘣”脆，腭舌冰凉！母亲此时的行为有些怪异，只见她嘴里念叨着，“嗖”地一声将一把菜刀或是饭勺“哐当”撂进天井里，也不怕东西会不会摔坏，母亲说这样能叫老天爷别再糟践庄稼了，碰巧，有时候雨和冰雹真就停了，母亲说灵验了吧。

　　此刻，母亲就坐在我旁边，摘洗刚从菜地里割回来的新鲜韭菜，母亲已是满头白发。岁月流逝，我们谁也没有理会昨天和今天有什么差异，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母亲的一头乌发怎么说白就白了呢？这才回过神来，时间夺走了多少东西。母亲的身后就是我家五十余载的老屋，我还从来没有认真打量过它。

　　傍晚，雨后的西山格外清幽。周围除了几声并不嘹亮的蛤蟆叫，再也没有别的声音，安静得可以拧出水来。老屋那么安顺妥帖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三间正房，一处坐西朝东的厢房，连着一袭青砖碧苔的照壁，照壁对应着简朴的门楼。母亲常用的一枚“指扣”搁在门槛上，这枚青灯下依旧闪亮的指扣，承载着多少岁月的印痕。

　　现在的街巷已经看不到绣花边的女人了，但往上数三四十年，几乎家家的炕头上都坐着绣花的女人。尤其是雨雪天，围炕而坐绣花边成为乡村炕头上妇女的冬日“茶会”。冬夜，一点也不暖和的土炕上我们早已进入梦乡，半夜醒来总是看到母亲披着一件枵薄的棉衣，在火油灯昏黄的灯影里一针一线绣着花边，她右手中指上的那枚指扣随着针线的一起一落反着微光。屋里头因缺少柴草而生冷，水缸结了一层薄冰和舀勺子冻在一起。母亲时不时地将冻麻的手放到嘴边哈哈，然后用绣针挠几下发根，继续灯下的穿针引线。

　　现在想想，过去几十年的穷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我数了数大体生活进项是，父亲挣工分，母亲养猪和绣花边。这三项当中有两项是母亲操持的。这还不是母亲的全部，她还要操持家务“伺候”一大家子。当然我半点也没有抹杀和埋怨老父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在农村父母那一辈人身上，女人肩负的生活重负其实一点也不比男人少，只是平时我们都疏于理会。

　　母亲其实就是一位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一头是父亲，另一头是我们，她的生活里再也没有别的了。作为一名村妇，她一生的骄傲大概就是生养了三个还算听说的孩子吧。我记起母亲过去的一个生活习惯，往常搞集体那会生产队里的杂事多，父亲半夜还不回家那是常事，母亲就一直等着，直到听见大门的门闩“啪嗒”一声，知道是父亲回来了，才长嘘一声放下心来。

　　现在的夏夜，很少有人去户外乘凉了。过去我们都到屋南的石坡上，躺在草席上，母亲摇着蒲扇驱赶着四周的蚊虫，我们则自在地看天上的星星以及遥远闪亮的银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最美的事大概就是在母亲身边。我现在几乎每周都要回家一趟，甚至一周数趟穿行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我坐在马扎上与母亲东拉西扯，就这样我成为过去的自己，心慢慢落了地，而母亲成了我记忆里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