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上半年到2020年底，中国网民学历结构，高中以下学历从41.1%上升为80.2%，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58.9%下降为9.3%。网民的文化程度和年龄结构越来越向中国总人口的结构还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结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祝华新认为，这样的结构让互联网越发成为多元和容易引发分歧的意见场域，难免会有一些情绪化的表达令人困扰。

 第三次分配只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且三次分配之间存在效用递减现象，然而，它对于树立积极向善的财富观、塑造平等和谐的社会心理具有特殊作用，值得高度重视。

 ——有媒体这样分析第三次分配在分配体系中的作用。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让第三次分配一个略显陌生的表述迅速进入公众视野。所谓“第三次分配”，一般是指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慈善、志愿者等方式实施的扶贫济困行为。

 创新与在R&D上花了多少钱没有关系。当苹果推出Mac时，IBM花在R&D上的钱至少是苹果公司的100倍。这不是钱的事, 而是你拥有的人，你如何领导这些人，以及你有多少这些人，这些至关重要。

 ——乔布斯的名言至今仍在影响着许多企业的行为。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发明家型CEO在理解技术性能、评估未来挑战的复杂性，以及在确定战略计划和管理执行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这种经历使得集中力量做正确的事变得很容易，从而在促进企业创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的金融体系更加青睐那些拥有传统资产（建筑物、机械设备）的企业，但对于那些依托于知识产权且富有活力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的意愿不高。中国在对其下一个五年计划做出微调时，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加强融资等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而非针对特定行业和技术给予政策扶持。

 ——北大国发院的有关学者近日指出，中国需要建立起一套更加多元化、更加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从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广泛扶持创新产业。

 关于中国的成功，一直有一个有趣的悖论，那就是，它的金融体系并不十分发达，但却实现了快速增长。一项基于银行所有权、利率监管、信贷分配干预和跨境资本流动管制的“金融抑制”指数显示，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金融抑制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类似于印度，略高于俄罗斯和南非，其自由化程度也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现在，这个悖论，显然需要打破。

 新加坡的规划和开发非常注重自然生长，绿地开敞空间系统与河流水体有机联系，将自然环境引入城市空间，整个城市实际上是生长在一个森林公园中。好的规划不是一次画满，而是留有余地，让区域自然生长，区域在自然生长中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城镇化研究学者罗高波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得益于规划不仅解决城市面临的现存问题，而且预见到未来城市发展，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预留解决方案。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总体规划每十年一个主题：从“居者有其屋”“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提供优质生活环境”“更多住房和工作选择”到“成为一个工作、生活和娱乐的卓越城市”，从满足基本需求，提供品质生活，到追求卓越生活，按照规划分阶段分重点有序实施，目前正稳步从“花园城市”向“花园里的城市”的新愿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