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一代名相张九龄被罢免，接替他担任中书令的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雄才大略的唐玄宗为何会舍名相而用“奸相”？

　　唐玄宗的选择背后，其实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复杂性。随着皇位的稳固和经济的繁荣，唐玄宗不再满足于文学才能与政治智慧并重的宰相，而是需要一个能深刻理解并忠实执行自己意志的政治助手。

　　张九龄作为文人政治家，不仅在文学上才华横溢，而且在政治上敢于直言进谏，不惧得罪皇帝。李林甫则善于察言观色。以唐玄宗返回西京长安为例，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关中地区粮食供应紧张，唐朝天子经常往返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唐玄宗此次到达东都的时间是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对于西归，先前已经颁敕准备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二日动身，因宫中有怪异，唐玄宗就打算提前西行。中书令张九龄认为“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即至少要等到十一月才可以。李林甫则持不同看法：“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借使妨于农收，但应蠲所过租税而已。臣请宣示百司，即日西行。”对此建议，“上悦，从之”。从此，唐玄宗对张九龄的态度逐渐开始发生转变。

　　《资治通鉴》说：“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张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身居如此要职却不能与皇帝同频，必然引起皇帝的不满，再加上“李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张九龄也就不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政治灾难之中。

　　从个人的政治品格来看，张九龄的表现更具有宰相的政治责任感，李林甫则多了一些服从与依从的奴才相。李林甫的“动循格令”，实际上就是忠实执行皇权意志。不过，李林甫在主持或参与修定新的律令条文（包括奉敕纂注《唐六典》）以及处理种种复杂的内外军政事务时所展现的政治才能，也表明他的确是应时而出的人才。　　 任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