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数学老师，小时候曾听他们讲过他们的老师邵品宗的故事，说邵先生推着一辆婴儿车，上面有两个气球，写着“邵府”二字，在上世纪60年代的曲阜师院里显得卓尔不群。邵先生是华罗庚的弟子，在数论领域有建树，曾在“曲师”教书，我父母读书时正好赶上。因为这些故事，在我还没上初中时，就已经知道“数论”这个词儿。妈妈曾说，初学数论时觉得非常之难，换作邵先生教时，则觉得没那么难，这让我对数论二字心生向往。许多年后，在报纸上读到邵先生调到了青岛大学，顿时觉得我离“数论”二字又近了一些。

　　童年时恰适“科学的春天”，每个人都知道华罗庚和陈景润，华罗庚有时边走边思考，会撞到电线杆上，还对电线杆说对不起。而我作为数学老师的孩子，还多知道几个名字，比如杨乐、张广厚，他们是我少年时的偶像。杨乐去世时，我曾读到《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大同写的文章，里面回忆了他采访杨先生的细节。他说杨先生审一篇论文会得到300块钱的报酬，在上世纪80年代，这算是巨款。李大同说“那您靠审论文就能活得不错了”，杨乐告诉他其实一年也就能审两篇，因为太耗费脑力。李大同问他写的论文有几个人能看懂呢？杨乐掰着手指头数，说有丹麦的谁，美国的谁，最后数出来，一共七个人。

　　一篇论文只有七个人能看懂，这七个人估计也得每人花上半年的时间，足够说明数学之难。的确，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他八成也会告诉你，数学是所有课程中最难的。我们读中学时，数学并没有今天的这么难。我上初中时遇到一位数学老师，据说，他木匠活干得相当不错，身上常有锯末，棉靴口上偶尔还有刨花。他口才好，每次上课都像说相声，上课的特点是越难的部分讲得越简略。“学数学要靠悟性，不是靠看书，也不是靠听课”，他的这番理论很难推翻，但遇到难题怎么办呢？有一次我问了他一个根式化简的问题，他看了看题，又看了看我，说“你把这些平方都开出来，求个近似值就行”。我觉得他可太逗了，这是根式化简，他让我求近似值，我说：“老师这个好像不太对劲呀！”他瞪圆了双眼指着窗外说：“你家就在那儿，你回去问你爸就行了。”我回去问我爸，我爸说：“你确实不能问他，他是‘工农兵学员’，现在学历都不承认了，咱不能难为人家。”

　　从此，我就只听他说相声，不听他讲数学了。

　　这样的恶果不久显示出来。我读高中时学三角函数，这都是纯纯的计算，大家都说简单，我却真的应付不来。考卷发下来，第一道题就卡住了，满张卷子没几道题做下来。大考都是集体阅卷，我爸是数学教研组组长，几位阅卷老师看到我的试卷，纷纷安慰他说，“他两个姐姐本事都挺大，上了大学肯定也不能回到咱们这小县城了，有个儿子留身边，不也挺好嘛。”我那次考试得了37分，一直到高考前夕“和差化积”的公式也没记住。

　　我曾经反思过，因为在代数、几何、三角三门课中，三角最简单，人人学得会，而我却怎么也搞不定。想来想去，问题可能早就埋下了。

　　话说大概是小学四年级时，过“六一”儿童节，每个学校都要组织文艺汇演，汇演前身着节日盛装的少年儿童们会手持花束、花环巡游。各校为争风头，纷纷想奇招，大队辅导员不知从哪儿搞来一辆卡车，上面扎了星星火炬，然后挑选几位同学星拱斗位。我有幸被选中去当了“活雕塑”，提前排练好多次，其实也简单，就是站在那儿，听辅导员一吹哨，立马二目炯炯做胸怀世界样。每个人手里的道具不同，有拿乐器的，也有拿篮球的，我怀疑其创意是受四大金刚启发。我手里拿的是一本硬壳的《三角学词典》。“六一”那天，我们都涂了红脸蛋，像哪吒那样神采奕奕，穿上白衬衣，蓝裤子，站在车里，鞋也是刚洗的，还抹了白粉，一跺脚就冒白烟。我没有看全过这个鬼斧神工的画面，也没有照片留下来，因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一度怀疑这个仪式有哪个地方搞得不对，冲撞了啥，以至于后来怎么也学不会三角函数。当然这不是科学，只能算疑神疑鬼，应该自我批判。

　　我后来学其他数学都学得不错，没耽误考大学，只是阴差阳错地改了学文科。

　　1992年，我考入浙大，参加的是理工农医类的考试，那时的浙大与今天不同，基本是个工科院校，文理科招生都很少，一个系只有一个专业，一个专业的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班也只有20个人。中文系的同学几乎全是通过理科考进来的，而且上了大学还学高等数学。我们学的高数是最简单的一类，专为文科专业开设，按理说，对我们这些曾经的理科生来说，这个难度都不算事。可是我那时便发现，再简单它也是数学，既是数学，就得费另一番脑筋，同学们读了文学就不愿再费那个脑筋，所以，一起上课的中文系、外语系的同学不时会有人高数挂科，而挂科的同学极有可能高考时数学也得了满分。

　　教我们高数的老师非等闲之辈，她的名字我还记得叫金忆丹，除了教我们这些数学废柴，另外教的是“混合班”。“混合班”是高考成绩最好的同学编的班，不限专业，专挑难的学，他们的校服与我们不同，教材往往也不是统编的，教混合班的老师当然是教学水平最高的。据说，为了让金老师休息一下，教务处特地在混合班的课之外调给她最简单的一类数学课。可我听金老师曾抱怨，其实教混合班的数学远比教我们容易，因为那些同学基本也不用教呀。

　　我刚在百度里搜索，发现金忆丹老师编著过不少高教教材，其中有一门叫“复变函数与拉普拉斯变换”。当时理工科的同学都学这门课，与我同宿舍的有四位地球科学系的同学，学完高数、线性代数和概率论后，也学了这门课。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某天我在宿舍里睡觉，听到门响，以为他们下课回来了，可是房间里没有人说话，连对面寝室也没有声音，等我起身时，发现奇幻一幕：四位同学有的站有的坐，全都两眼无光，呆若木鸡。我问这是咋了，有位同学说，都让这个“拉不拉屎”给搞晕了。我下床看他们的课本，上面赫然印着“复变函数与拉普拉斯变换”的标题。这有多难，比《追忆似水年华》难，就像《尤利西斯》一样难？此时已是大三，我是一点数学也学不了了，否则怎么也得搞明白这到底是个啥东西。

　　看过一本叫《费马大定理》的书，里面写到一个德国人，失恋了准备自杀。他是个严谨的人，自杀的时间也很精确，在这个吉时（或者应该叫凶时）未到时，他看了一会儿数学书，不想被费马大定理吸引，将自杀的事抛之脑后。这似乎说明数学这种思维的能量高于爱情和生命，有一种说法是，就算宇宙毁灭了，数学依然存在。可是究竟数学只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思维工具，还是宇宙运转的法则，也各有说法。

　　我有段时间喜欢边跑步边听书，听了一本书，叫《世界的逻辑》，是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马光远的新著。他一开头便讲了1930年数学家希尔伯特的著名演讲，即著名的“我们终将知道，我们必然知道”，代表了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世界的信心。马先生说，演讲的前一天，24岁的哥德尔向《数学月刊》投了一篇论文，叫《论数学原理及相关系统中的形式上不可判定命题》。这个长长标题的论文，在于说明一个道理，任何数学系统中都存在永远无法证明的命题。

　　这本书的内容相当有趣，我来回听了两遍，还没听够，因为他说的道理我实在是喜欢——理性世界的尽头就是数学，而数学亦有边界。这就意味着，理性的认知存在着边界。有一天，在读大学的大女儿做完试验后，跟我聊天，她说突然觉得，“人”是一个最不科学的东西，现在却在天天研究科学。她的这句话把我说“宕机”了，确实，这是个难题，比数学还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