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桦

　　雨天的书

　　闲暇的雨天，读一些旧书,会感觉是在与一些逝去的天才对话，诸如鲁迅、萧红、张爱玲、兰波、普希金、巴别尔、卡夫卡、马尔克斯、川端康成………一长串影响过人类精神走向的人物。他们曾经真实地活过、爱过、笑过、哭过、赞美过、愤怒过，和普通人一样烦恼不断——偶尔，也会为一件微小的事争执纠结。他们一旦离开，便再不会返回人间。这些出色的生命，尚且走不出万物的循环，何况普通生灵乎？好在死后，有著作替他们活着，这是写作的全部意义。

　　列夫·托尔斯泰是大知觉者，最令我钦佩的是他在70余岁的高龄完成不朽之作《复活》，字里行间无丝毫衰老气象。这简直不可理喻！只有非凡的生命才能完成这样的壮举。《复活》写一个灵魂再生的故事，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在青少年时代犯下过错，人到中年终于悔悟，于是他到劳改营找到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用行动赎罪，完成自我救赎。在这部书中，托翁把一种推崇备至的理想传达世人——人的肉体是被动的，没有退路，只能被时间裹挟前行；但灵魂却可以一次次浴火重生，洗掉罪恶，立地成佛，触摸美善。正所谓“碎裂即是绽放”。孔子还说了：“朝闻道，夕死可矣。”

　　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壮举，是在82岁时离家出走，去追寻与内心契合的自由之路，这也非常人能够做到。普通人到了这样的年纪，一切都已经结束，只剩下回忆，往事的灰烬在暗夜忽明忽灭。而他的出走本身，是生命的呐喊，是一颗强大灵魂在向外拓展的宣言。

　　遗憾的是，他毕竟年迈，体力与愿力严重冲突，最终死在一个靠近森林的乡间小站。我要说，这样的死，是上苍的安排，是时间的号令。一切伟大的死亡，其实是另一种活着，是新使命的出征。

　　如今，那座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站，已经成为人们的凭吊圣地，它尽可能地保留下了车站当年的状貌：百年前的老式火车、旧水塔、老站房，目光如鹰隼般犀利的托尔斯泰塑像，以及他去世时的房间摆设，床榻、沙发、暖水壶、杯子……目力所及，都让人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穿越感——浓重的深秋，树叶凋零，老人带着血丝的咳嗽声响彻夜空。当生命运行到某个时段，一阵抽搐就足以致命，肉体完胜精神。至此方悟：人生并非一步步上行，所谓的巅峰不过是个虚拟命题，而残酷的真相是人自出生那天起，既已乘坐时间的火车，一站接一站地远行，物景在车窗前一掠而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活着的每一秒钟，都通往春天的下一站。

　　当终点抵达，月台空寂，雨后水洼点点可数，幽光把落寞的身影拉长。

　　书与刀

　　张裕钊的名字，对于人们或许稍显陌生，并不谙熟。但到了邢台，其大名却是无人不晓，甚至是路人皆知的。因为他在当地留下了一块南宫碑，保存完好。有了张裕钊的南宫碑，南宫成了闻名八方的书法之乡——像一张名片，我看到家家户户的院门前，所有的楹联都出自同一种苍劲有力的书体，这就是风格独具、自成一家的“南宫碑体”。而清代书法家张裕钊本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他64岁的人生暮年时所撰文书丹的《重修南宫碑记》，会在百年之后，成为一方荣耀，令后世纷纷临摹效法，承袭精髓，使世间独一无二的“南宫体”发扬光大，在人间流传，更让天下异乡客和书法粉丝们，因为一座石碑而对南宫投去几多艳羡的目光。

　　在南旧城村，人们流连于溪畔岸边，垂杨下支一张木桌，泼墨挥毫，为乡亲们书写吉祥、祝福与祈愿，以至于村村都有自己的书法家。人们被这一缕墨香濡染，习墨成风。无数当地书画家沿着这缕文脉香火，声名鹊起，因此走出南宫，走向远方。

　　那一天，阳光毒辣，撑一把遮阳伞站在南宫碑前，我细细地数算了碑文中的650个字，字字有筋骨，笔笔含神韵，正所谓“柔峻相间，融而化之”。不知怎的，此情此景，令我浮想联翩，思维穿越到百余年前。

　　南宫碑历经风雨战乱，却一字未损，令世人惊叹。无法想象，这一缕文脉能够穿越浩瀚时光，穿越自然灾害与硝烟烽火，而完好如初地走到今天。我由此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某些紧要关头，南宫人是如何挺身而出，用心护卫一座碑刻。

　　南宫碑荣耀了南宫，南宫又把荣耀还给了书家本人，让张裕钊成为书法界一颗耀眼的星辰。

　　而刀，是我在冀南革命斗争纪念馆里看到的，那是一款冷兵器时代的大刀，做工与型制或许并不精制考究，锋刃早已因赫赫战绩磨钝，形体也锈迹斑斑，令我在瞬间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细细观察，它不同于传说中关羽使用的“青龙偃月刀”，不同于日本武士所使用的军刀，更不同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和现代影视剧中的任何一种刀剑。我知道世上刀具品种繁多，归纳起来可以写一部刀具志，比如著名的中国唐刀，哥萨克骑兵刀，苗刀、藏刀、缅刀，以及大马士革刀……

　　而展示在我眼前的这种刀，属于红色兵器，系地道的中国出品大砍刀。在战争年代，它曾经威风凛凛，砍掉过多少东洋鬼子的头颅！在战场上较量，即便是鬼子们颇为自诩的武士刀，碰上它也要退避三舍。它不像有的刀剑那样，用来做装饰和摆设，它来到这世上的唯一目的是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只有它，才把“刀”的深刻内涵，阐释得淋漓尽致。山东作家郭澄清先生所著长篇小说《大刀记》，应该就是为此种刀具树碑立传，长长地书写，蔚为大观。远去的战争，对于当今的孩子们而言，已经难以想象：秋天的寒夜里，蛐蛐在叫，游击队员们潜伏于野地土沟，肩上大刀闪亮，刀片上尽是硝烟风雨。

　　回想童年时代，我的故乡鲁西平原，盛行习武，镇上的男孩子几乎都拥有一把锋利的刀具，我们羡慕世上武艺高强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把大刀舞得飒飒生风。一度，成为武林高手是乡下儿童们幼稚的梦想。值得庆幸的是，伙伴们长大后都没有机会与刀剑朝夕相处，和平年代，让我们把全部心思给了书与笔，给了春天的播种或秋天的收获——换句话说，给了斯文，给了儒雅和岁月静好。那么，童年时代的舞刀弄枪梦，破碎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