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建奎

　　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社会。从“互联网+”到“智能+”，从“数据孤岛”到“万物互联”，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不仅改变了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的底层逻辑。以“数治赋能善治”为核心，数字化转型与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通过数据驱动、技术赋能和机制创新，社会治理逐渐从传统的“经验主导”转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防”，从“单一管控”转向“多元协同”，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应用，更是一场治理理念与制度体系的深刻变革。

　　数字化转型重构社会治理底层逻辑

　　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时往往面临效率不足、响应滞后、资源错配等困境。比如，常见的城市交通拥堵、公共安全风险、环境污染等问题，需要跨部门协同与实时数据支撑，但传统条块分割的管理体系难以实现高效联动。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要素的整合与流动，打破了这一僵局。

　　数据成为治理的核心资源。在数字时代，数据不仅是信息载体，更是社会治理的“石油”和“矿产”。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摄像头、传感器、移动终端等设备实时采集城市运行数据，形成覆盖交通、环境、能源、医疗等领域的动态数据库。比如，杭州的“城市大脑”通过实时分析交通流量数据，优化信号灯配时，使主干道通行效率提升15%以上；上海“一网统管”平台整合30多个部门的200多项城市运行指标，实现了从“九龙治水”到“一网统管”的跨越。

　　数字赋能治理流程再造。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技术的应用，推动治理流程从“人工决策”向“智能决策”升级。比如，深圳的“秒批”政务系统利用AI自动审核材料，将企业注册时间从3天缩至几分钟；区块链技术应用于食品安全溯源，确保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透明化。技术不仅提升了效率，还通过算法模型预测风险。如北京利用气象数据与城市排水系统联动，提前预警内涝风险，实现灾害防控的关口前移。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协同。数字技术为政府、企业、公众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平台支撑。在浙江“浙里办”政务App中，市民可实时参与城市治理提案投票；腾讯“为村”平台连接了全国1.5万个村庄，村民通过线上议事厅共商公共事务。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使社会治理从政府单向管理转向多方参与的网络化协作。

　　数治赋能善治的生动实践

　　智慧城市是数字化转型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典型场景。通过城市感知系统、数据中台与智能应用三层架构，城市逐渐演变为一个“可计算、可干预、可进化”的有机体。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以上海为例，其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整合公安、交通、应急等16个部门的数据，构建了覆盖2500万人口、数百万企业的动态管理网络。通过AI算法分析12345市民热线数据，系统可自动识别高频投诉问题（如噪音扰民、违建等），并生成处置建议派发至责任部门，实现问题响应时间缩短60%。

　　公共服务“精准触达”。数字技术使公共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广州推出的“穗好办”平台，通过分析市民办事记录与行为偏好，主动推送个性化服务：老年用户登录后会优先显示医保办理入口，企业用户则会看到惠企政策申报指南。这种“千人千面”的服务模式，让公共服务资源分配更加公平高效。

　　风险防控“智能预判”。在公共安全领域，深圳龙岗区搭建的“智慧警务”系统，通过融合视频监控、社交媒体、网格员上报等多源数据，构建犯罪预测模型。系统可提前72小时预警高概率犯罪区域，指导警力精准布防，辖区刑事案件发生率下降了37%。

　　积极构建数治一体协同的治理生态

　　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超越工具层面的升级，迈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与文化重塑。技术维度上，要加快6G、量子计算、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布局，打造更智能、更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制度维度上，要完善数据治理法规体系，明确数据产权、交易规则与安全标准。欧盟《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的出台，以及中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标志着全球正在进入数据治理的规则重构期。文化维度上，要培育公民数字素养与参与意识。比如，成都“天府市民云”平台开设“我要提议”板块，将市民建议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新加坡“智慧国”计划中，小学生需学习数据伦理与网络安全课程，这种“技术素养+公民意识”的双重培育，是构建可持续数治生态的关键。

　　“数治赋能善治”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激活治理体系的“新陈代谢”，使其更敏捷、更包容、更具韧性。但这绝非简单的技术替代，而是要在效率与公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当城市能够像生命体一样感知需求、自适应调节、协同进化时，才能真正抵达“善治”的彼岸。那里不仅是数字技术的高地，更是人性温度的家园。

　　（作者单位：青岛市城阳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