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成孝

　　作为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之一，除了批判建构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坚持，哈耶克能抱得如此大名，乃因为他和凯恩斯的理论被各国的政治实践所援引，为战后国家处理经济活动的种种政策背书，因时因地造就了不同的政治后果。哈耶克的影响随之溢出学界之外，对其理论的简单申述或切片式截取被安置在不同“主义”争论的脉络下，反复呈现于大众传媒中。他的支持者向来也乐于承认：“哈耶克的最终胜利是由文化和政治变革而非理论论证的说服力所推动的。”此言不假，20世纪末的政治现实使人很难不表达对哈耶克的支持，哪怕时移事易，今日的读者大约会对哈耶克的遗产产生诸多疑问和反思。

　　既然处在“主义”之下的哈耶克观点已是老生常谈了，撇去这些在意识形态滤镜下产生的既定印象，重新勾画哈耶克思想脉络的形成和变动，就显得颇有意义。哈耶克需要被“祛魅”，即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盲目支持中得到解救；同时需要得到思想层面的严肃对待，因其核心观点接续着思想史中一条清晰的观念脉络，这个脉络在哈耶克晚年的叙述中被上溯到了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早在十八世纪就以“私恶即公利”和“看不见的手”得到过经典的表达。

　　《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谈式自传》一书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恰当的机会。这本书由哈耶克本人的自述、口述史项目对其的访谈以及广播节目中的对谈记录整编而成，构成了一份展示哈耶克人生和思想历程的直观材料。我们得以从更持中的角度窥见一个其思考与历史境况密切交汇的心智，一部以自身经历凝结成的微缩观念史，以及一个连贯思想传统在时间上的绵延与接续。

　　从知识与文化聚集的维也纳出发

　　对周遭世界的好奇与怀疑往往构成思想探索的直接动机，倘若生命历程被例行日常充塞，使得对秩序与失序的直觉体验被遮蔽以致麻木，就极可能被阻隔在知识探究与思辨之外。在书中，哈耶克展示了其思想历程与生命历程的碰撞。

　　他最初的思考契机源自身处世界大战这样的历史例外时刻带来的直观冲击。由于家庭影响，他童年接触的更多是植物学与生物学知识，并无太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修习。然而，一战期间在奥匈帝国军队的服役经历，成为哈耶克求知倾向转变的契机。他回忆道：“我参加过一场战役，其中有十一种不同的语言在使用。这必然会引起你对政治组织问题的关注。”彼时哈耶克18岁，目睹帝国在历史余晖后化为灰烬，随之瓦解的是他为自己设想的外交官生涯，这使得对社会问题产生强烈好奇几乎成为必然。

　　对人类事务好奇心的萌芽在战后入读维也纳大学时得到了具体的滋养。在自述中，哈耶克通过提供维也纳公共和社会思想氛围的片段，勾勒了其智识得以成长的环境。维也纳的氛围是由各种形式的公共讨论和读书研讨圈子构成的。教授们在咖啡馆组织的聚会、编外讲师为了吸引学生赚取课酬而兜售形形色色的观点、执教的一流学者们在学校开设各种讨论课，都使哈耶克不必局限在既有的学科范围内，接触了艺术史、戏剧、心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驳杂的知识涉猎为日后超越专业化的视野奠定了基础，而与同时期维也纳那些伟大心灵的交往同样成为哈耶克津津乐道的经历。

　　他列举了这一时段影响他思想的师友们：冯·维塞尔，哈耶克尊其为老师的一流学者；卡尔·门格尔，他的《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论论著对哈耶克有直接影响；卡尔·波普尔，哈耶克的朋友，他提出“可检验性”作为科学标准，为驳斥流行的精神分析等学说提供了依据。有趣的是，哈耶克提到他与“维也纳犹太知识界最优秀的那批同侪建立了联系”。他参加的犹太人小组，其中就有二十世纪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沃格林。

　　1921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后，哈耶克服务于负责清理战争债务的会计办公室，一个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导设立的机构。他承认自己从米塞斯那里学到的东西超过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学到的。后者在共事期间的帮助极大丰富了哈耶克对经济实务的体悟。他就价格在市场经济中角色的讨论对哈耶克亦有重大影响，其观点影响了哈耶克在1937年的文章《经济学与知识》，此文因论证市场凭借价格自发调整被哈耶克视为他经济学乃至政治学观点的基础。直至移居英国任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长达十余年在货币、资本和产业波动理论中耕耘的哈耶克认识到：“我对哲学与方法论问题越来越感兴趣，我愈发坚信，是这些问题最终造成了当前的一些政治分歧。”这丝毫不奇怪，对经济安排的成熟主张必然会导致相应的在政治安排上的诉求。于是在《经济学与知识》之后，有了《通往奴役之路》在1944年的出版，这与其说是他思想历程的第二次转向，不如说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思想的延续和深入。

　　“大众很糟糕，但在公共善好上却能有所作为”

　　向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问题的转向，其背后仍有哈耶克自身生活和学术经历的推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过描述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干预货币和使用财政措施打开了大门，哈耶克与其的争执自不必说；而更为直接的动机则是哈耶克看到英语知识界仍在为主张强政府控制的主义叫好，同时将纳粹错误地视为一种弊病的修正加以宽容。他想通过《通往奴役之路》做出提示。尽管最终未能完全如愿，这本书使他位列政治理论家之列，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在经济学界长久的名誉不佳。

　　自此，无论是日后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社会和道德科学教授，还是晚年回到弗莱堡接续他的经济政策和法律研究，哈耶克愈发将自己的工作和对政治当下状况的反思联系起来，同时有意识地回溯到一个大的政治观念传统中。《科学的反革命》、《自由宪章》及其补充《法律、立法与自由》均诞生于这一背景。晚年的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意识到，他思想的真正根源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如本书编者所言：“哈耶克通过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亚当·弗格森把观点的起源上溯至伯纳德·曼德维尔那里：‘大众很糟糕，在公共善好上却能有所作为’。”这条思想线索和以阿克顿勋爵为代表的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传统，再融合进了于英国直观接触到的演化形成的、令他感到惬意的风俗和礼节，汇成哈耶克政治思考的依托，表达为他对自发秩序的好感和对指令式干预的批评。可以说，哈耶克的思想历程从未和其生命历程产生断裂，他的生命历程即是他的思想历程。

　　读出一个更为鲜活而真实的哈耶克

　　阅读这本书，并非一种脸谱化地为支持或反对哈耶克提供辅证的过程，哈耶克本人乃至本书的编者均无意提供这种类型的材料；它也不是纯粹学术化地探究哈耶克思想的过程。透过本书，思想家首先成为历史中的思想家，他的思考受到其所处的智识氛围和时间节点的激发，我们得以看到这种历史的处境如何成为思维活动的契机，以及其中包含的大量颇为有趣的人物交往和观念交锋事件。

　　另一方面，细心的读者则能够通过阅读觉察到，历史中的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超脱了历史处境的限制，将其思考与持久萦绕在人类政治事务中的问题关联起来，以思维的力度和韧性使加诸于其身上的称赞变得当之无愧。

　　在第一个面向下，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是一个比其他哈耶克相关的作品都更为鲜活的哈耶克本人。除了那些思想转变的人生时刻外，我们还读到了哈耶克对他的家族以及家族中不逊于他的心灵——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简要勾勒、对维也纳知识界人物的臧否和对其执教风格的评述、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奥地利的犹太人群体和反犹主义氛围的回顾。

　　而后又在他对自己伦敦岁月的叙述中看到了与传媒塑造的哈耶克和凯恩斯的交锋完全不同的两人的交往史。尽管同凯恩斯的观点差异显而易见，但哈耶克在伦敦执教期间却同凯恩斯保持了长久的友谊和相互尊重，除了在战争的某一时间不约而同撰文提醒通货膨胀的危险，两人还共享着对历史的兴趣并常就相关问题交换意见，甚至战争进行时在个人生活上也有彼此扶助的时刻。

　　而在第二个面向上，对本书的阅读将使我们看到，由于复杂的个人经历而修习过自然科学、心理学、经济学、道德与历史哲学的哈耶克，如何在各个战线上洞察这些学科流行观点背后的方法论基础，并在必要时指出其缺陷及知识后果。因此，哈耶克表面的驳杂或许是存在的，但这是他思想秩序之下的驳杂，这个秩序由他过人的思考能力和勤恳的工作所支撑。于是，探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的反革命》和同期出版的心理学论著《感觉的秩序》就不会是两条不相干线索上的作品，它们与追溯到写作生涯末期的《致命的自负》也绝非若即若离的关系。哈耶克把自洽放置在了混沌的下层，既给阅读的自洽留下了机会，也敞开了未来在混沌之中演化的可能。

　　因此，尽管进入新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使哈耶克看起来不再那么耀眼，但正如本书编者所言：“哈耶克依旧鲜活。”智识上的遗产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在生命与历史的交汇中如精灵一般脱颖而出的经历，而这正像他从混沌的知识中瞥见哈耶克式思想秩序的过程。

　　（本文由《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谈式自传》译者独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