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三年多的时光。资料图片

　　●陈柏清

　　我的膝盖上放着从酒店图书角借来的褐色带着鲁迅木刻头像的薄薄的《且介亭杂文集》。当窗外那棵站在草地上安静而挺拔的樟树映入眼帘，仿佛整个空间都俊朗了，清晨有小鸟站在这棵树上鸣叫。我想起先生的那句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八月的上海，街路葱茏，梧桐霸气。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生前最后的居所，离我住的地方并不远。清晨的上海，街上没什么人，走过树木蓊郁的鲁迅公园，白底黑字窄窄的牌子与周围肥壮丰富的绿植相比，过于简约，却因为“鲁迅”两个字，在树木和阳光的缝隙中很醒目地显露出来。鲁迅纪念馆和先生的墓都在这里，穿过公园背过去的那条路，就是山阴路。

　　走过长长的宽巷子，鲁迅先生故居小小的牌子挂在山阴路132弄九号的门外，巷底右手边第二家，先生曾经在这里居住三年。红砖红瓦，砖木结构，在1931年是颇为高级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屋。据说先生能租住，还是以内山书店职员的身份申请的。黑色铁门，院子里是一棵挂满红色花苞的石榴树。进门的饭厅兼会客室，靠墙立有一张瞿秋白送的桌子，木质柜橱、六个青花碗在鲁迅的作品里曾被提到过。

　　据说为了客人安全，先生吃饭和会客都是坐在背对窗的位置。厨房就在餐厅的里面。有煤气下水，在当时的上海，这是中等人家的居所。

　　二楼的卧室兼创作室就是著名的“且介亭”，鲁迅以“租界”两字的一半将之命名，其中深意不言而喻。1930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社会活动，被国民党当局秘密通缉。这一片属“越界筑路”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前来公开抓人。

　　女主人是简朴持家的，许广平先生绣的旧式帐幔仍挂在大床上，所谓物是人非，睹物思人，此情景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彩色玻璃纸、书桌、文具、烟具，鲁迅几乎用了一辈子名叫“金不换”的毛笔插在一只瓷龟的背上。一张铺开的稿纸，是先生未完的遗作。《且介亭杂文》七本及《故事新编》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创作完成。生命的最后一年，1936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编撰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最瘦时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10月19日，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停在早晨5时25分，伟大的民主斗士鲁迅先生的生命定格在此刻。

　　我站在门外，仿佛看见先生时而徘徊，时而卧在躺椅上默默思考，小茶桌上套着暖罩的水壶氤氲着热气。窗外、墙外是风云变幻的旧上海，在这小巷一隅的斗室，先生的思绪如鲲鹏之鸟，清点苦难，哀伤流离。

　　一些进步人士，包括瞿秋白、冯雪枫等共产党人都曾在三楼一间小小的卧室藏身。那里伪装成保姆房，而保姆其实是跟海婴住在阳光充足的南卧室的。对于疼爱的海婴，先生在文字中这样描述：“他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自然，这邻居也是擅长警告的邻居。但在家里，却又闹得我静不下，我希望他快过二十岁，同爱人一起跑掉，那就好了。”字里行间充满父爱与幽默。

　　先生爱书，有很多藏书，可并不放在这里，所以四楼的藏书室只是“虚晃一枪”。这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是有必要的。楼梯很陡，我停下侧耳谛听，仿佛有先生沉缓的脚步声传来。此时，外面是如他所愿的世界。如果先生尚在，又会有怎样鲁迅式的激越与澎湃？萧红和萧军当年是这里的常客，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进步的年轻人。鲁迅接济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精神痛苦，帮助他们出版图书，使那些铿锵的进步文字和力量得以传播。人们也因此得以了解上海之外的中国现状。

　　院子里的石榴树上，蓓蕾如血，呼之欲出。朝阳满天。弄堂里的人走来走去。这是上海平凡的一天，对于我，却因在先生去后八十七年的拜谒而非凡。身体可以迟到，灵魂的敬仰却时刻在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