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天，我降生在胶东某个穷乡僻壤。等我到了启蒙的年龄，读书这件事情已经“无用”了。母亲是一名乡村私塾先生的女儿，她不仅耳濡目染地识得了一些文字，还不管不顾地从娘家带出来一批线装书籍。躲过了“破四旧”的风潮后，那些书被小心地保存了下来。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我早早地便与书结了缘。另外还有一些无头无尾的故事书，也被我囫囵吞枣地读过。多年过后，我才知道，那可都是大名鼎鼎的《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烈火金刚》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啊。

　　小时候，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早饭地瓜干主打，午饭地瓜干当家，晚饭还是地瓜干唱主角。餐桌上虽然放着几个玉米面饼子，那也只有临近就餐结束前才可以“凭自觉”地掰一块，吃下去，“蒙蒙顶”。但在支持孩子读书方面，母亲却从不吝啬。印象深刻的是，当年镇上的新华书店里新进了两本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每本售价一角二分。由于供不应求，只租不售，每天租金一分钱。母亲带上我便去了新华书店，她交上昂贵的五角押金后，直接告诉店员：“你把押金收好吧，我们就不来还了。”另外，当时的农村不通电，家家户户都靠煤油灯照亮，母亲却专门买了蜡烛供我们读书时使用。这些举动曾经让左邻右舍很是费解，私下里没少嘀咕这娘们“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但母亲依然如故，她坚定地相信读书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她告诉我：“只要把书读好了，你长大后就可以摆脱‘土坷垃里刨食吃’的命运。甚至可以去镇上供销社里当一名售货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能每天吃上白面馒头。”

　　如果说我“爱读书”的兴趣是母亲培养和支持的功劳，那么“会读书”则是中学老师教育和引导的结果。记得有一次我在物理课课堂上偷偷阅读《红楼梦》被抓了现行。事后，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受到了一番温和的教育和开导：“会读书远比爱读书更重要。有些书虽然是名著，但不是当下一定要读的。读书要分轻重缓急，学以致用，人生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需要阅读的重点书目，不能仅凭兴趣去行事。现在你最需要重视的是课本和与课本相关的参考书籍。把课本弄懂读透，等你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后再读《红楼梦》一点也不晚。”老师的话让我醍醐灌顶，马上明确了读书的方向和重点。

　　1984年9月，我如愿考进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水产系读书。1988年7月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选进国家农业农村部水产司工作。此后，几经辗转，我回到青岛，并很快“跨界”从事了我所热爱的新闻工作。其间，读书与写作成为我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内容。我牢牢铭记中学老师当年的教诲，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些与新闻工作密切相关的专业书籍。先后阅读了《新闻学》《新闻学概论》《新闻写作》等，现蒸热卖，迅速应用到了新闻采访实践中去。有一段时期，我被组织安排去从事报刊发行工作，我还恶补了一些与报业经营与报刊发行相关的书籍。那个时候，书籍像一位温情贴心的朋友，给了我工作上的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书，不仅让我开阔了眼界，还给我的未来之路“加了油”。

　　回望来路，读书的种子在我的心里发芽生根之后所带给我的变化是巨大的。虽然，我并没有像母亲当年规划的那样去镇上的供销社里当一名售货员，但却顺利地进了城市，用上了电灯，也吃上了白面馒头。与此同时，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也结交了许多“同道中人”。从世俗意义上讲，也算是岛城一位小有名气的“名记”和“作家”了。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

　　眼下的我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了，读书生活的“功利色彩”渐渐淡化，相对悠闲的时间里，可以自由地读一些我喜欢的书目了。《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红与黑》《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等名著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惬意而自在。如此美好的时光，悄悄滑过每一天的日落和日出。有书读的日子是充实的，读自己喜欢的书是快乐的。

　　从爱上读书到学会读书，再到自由读书。一条长长的人生轨迹，总有书籍如影相随。这样的日子，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