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供销社”，许多中老年人印象很深。特别是在乡村，那一排排建设精致、装饰考究的青砖瓦房，砖混结构的水泥柜台……是当时除了公社党委大院之外最气派的建筑，售货员也是男不愁娶、女不愁嫁，是令人羡慕的好职业。

　　童年的时光多是在乡下奶奶家里度过的，那时没有其他商业机构，更不允许个体经营，于是，村里的供销社便成为商品流通的唯一平台，人们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供销社里聚聚聊聊。

　　小时候的我对甜食特别钟爱，奶奶的零花钱几乎都买了点心、糖果之类，供销社就是奶奶时常带我光顾的地方。记得供销社的柜台很长，奶奶经常把我抱到柜台上玩耍，大人们都喜欢逗我玩，让我表演节目，有些大方的顾客买了好吃的东西也会塞进我嘴里作为奖励。尤其是售货员在称完红糖、白糖，倒入用于包装的草纸后，秤盘上总会遗留或多或少的颗粒，此时，奶奶就会抱着我，让我把嘴巴贴近秤盘，用舌头去舔那些沾在秤盘上的甜甜的颗粒。时间久了，每当听到有顾客要称糖时，奶奶总是先帮着售货员用干净的抹布蘸上水去把秤盘擦净再称，这样潮湿的秤盘上会沾上更多的糖粒，好让我这个小馋猫舔到更多的糖。奶奶的“智慧”和疼爱让我享受到了同龄人未曾体验到的甜蜜，也让我的童年增加了一份美好的回忆。直到我长大成人后，许多长辈还把我“啃秤盘子”的故事当成笑料讲。

　　七八岁时，我随同当教师的父母到了另外一个公社生活。那时，物资十分匮乏，甚至国外的化肥袋子进口到国内都是上好的布料，于是找供销社主任讨要化肥袋子的人络绎不绝，公社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用这种装化肥的尼龙袋子漂干洗净后做成衣服，黄不拉叽像绸缎一样飘飘洒洒，还隐约可见“xx制造”，尽管不太雅观，但也是够时髦，能穿上这样的衣服算是身份的象征。当时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化肥裤，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

　　那时逢年过节，许多商品都要凭票供应。每到这时，供销社采购站的门口都会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猪爪、猪头、下水、带鱼等节日物品，猪头上都贴着人名和斤两，猪耳朵里塞着号签，很远处就能听到负责分配的人大声叫喊“张三的头”“李四的下水两副”……叫到谁，谁就屁颠屁颠地去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那时，只有吃国库粮的职工才有资格按官级大小凭票购买，如果谁能摊上半边猪头或一副下水，一家人就能过个肥年。

　　当年教师的工资低，社会地位也低。一次，我跟爸爸去供销社，看见有刚进的“靠鱼子”（一种大头海鱼腌制的咸鱼），爸爸便想买些回去，一问昂贵的价格超出预料不少，爸爸惊愕得直摇头，掏了半天钱包的手又缩了回去。售货员好像认识爸爸，一脸鄙夷，轻蔑地说：“这年头，老师还想吃靠鱼子，也不看看口袋里有多少金豆子……”引得周围的顾客哄堂大笑，爸爸窘得无地自容，至今提起这事老爸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供销社的商品都是明码标价，不存在讨价还价之说，一些紧俏物资还需凭票购买，大到电视机票、自行车票、手表票，小到布票、糖票、肉票、化肥票，五花八门。遇到商品减价、甩卖，也多被关系户、消息灵通人士优先购得。记得当时购买结婚用品，从电视机到暖水瓶，都要找一位在供销社负责的阿姨打听什么时候到货。

　　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十六七岁招工进了供销社。当时，售货员的标配是白衬衣，蓝裤子，量布料的直尺插在衬衣领子后方，神气十足。加上小伙子细高挑、国字脸，一表人才，引得村里的俏姑娘、小媳妇本来一趟就可以买完的针头线脑、橡皮铅笔都要分成三四次到供销社买，为的就是多看几眼这个吃国库粮的帅小伙。小伙子工作既卖力又认真，领导交办的事情做得又快又好。当年，社里的几个老员工年龄大、心眼多，变着法子搞点小贪小沾的鬼把戏。于是乎，三天两头地安排小伙子挑水往酱油缸里掺，然后加上盐搅匀往外出售。老职工月底就用涨出来的酱油款偷偷发烟抽，发酒喝，小伙子始终被蒙在鼓里。若干年后的一次聚会上，他才听老工友们揭开这个谜底。

　　1990年，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供销社还属于特权单位，那时虽然已允许多种经营模式共存，但市场还不够繁荣，商品种类比较单一，一些紧缺的农资，比如二铵、尿素、柴油等还需按计划分配。乡镇领导和供销社主任都有“批条子”的权力，没条子和有条子的比，价格要贵出两至三倍，能找领导批张条子买化肥那也是好大的人情，更觉得有脸有光。

　　大概是1993年吧，供销社已经改制。一次，我带3岁的女儿回老家，大晴天，她却在村供销社看中了一双绿色的泥靴，哭闹着让抱她玩耍的大爷爷给买。记得那时供销社已是承包经营，可以随便讨价还价了。疼爱她的大爷爷买下了这双靴子，如今还放在鞋柜里，也成了女儿调皮淘气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