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言：“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此言关键是一个“善”字，“善读”就是会读的意思。南宋学者陈善《扪虱新语》认为：“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真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知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唯知出和入，得尽读书之法也。”我理解，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读书之法在于“出”和“入”，就是既能“入得来”，又能“出得去”。“入得来”才能“见得真切”，“出得去”才能“用得透脱”。这其实就包涵了善读书的“两重境界”。

　　一是“入得来”。就是要熟读书，口诵心念，让身心融入书本里，潜心研读与探索，切实下功夫把书读懂了、悟透了。这是“善读书”的第一重境界。

　　古人对于熟读书的作用是非常推崇的，宋朱熹认为：“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这是朱子对于熟读书至深至切的理性思考。“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蹊径。”曾国藩《家训》中的这一段话，说的大致也是这个意思。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习惯于将这些较为深奥的道理用一些老百姓更容易听明白的口语化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会背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溜”“《文选》烂，秀才半”等等，就将熟读书的作用表达得更加形象生动。更有甚者，说的是宋朝宰相赵普，居然靠背下半部《论语》打天下，还要靠另半部《论语》治天下。把《论语》这本书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我觉得不太可信。但是，要读懂一本书，根本的一点是要熟读熟记，掌握其内涵精髓，尔后才能消化、吸收，转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恐怕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历史上熟读书的高手不乏其人，人所共知的有《三国演义》中的张松。曹操写了一本书叫《孟德新书》，很是自负。可张松为了灭灭曹操的气焰、长长蜀人的威风，将《孟德新书》只看了一遍，便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还羞辱曹操：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蜀中即使三岁小儿也能倒背如流，这书是曹操抄袭了古人的。害得曹操恼羞成怒，将费了半生心血写成的兵书付之一炬。到了唐朝，又出了一位叫常敬忠的背书能手，十五岁就能背诵五经。唐玄宗李隆基叫燕国公张说拿了一本万言书对其测试，问他读十遍能否背得下来，常只读了七遍便背熟了。

　　古书记载是否属实，难以考证也无须考证。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下功夫。“书山有路勤为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宋朝读书人陈正之曾路遇朱熹，向朱熹讨教读书的诀窍。朱熹说，每次五十字，连续三百遍。古时候的那些读书人，因为书籍得之不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对于读书是肯下功夫的。“头悬梁，锥刺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被誉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也没有放下读书，他始终坚持“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这真的是需要我们认真体会感悟的。

　　二是“出得去”。就是在将书本知识学深、读透的基础上，深刻领悟其精神内涵和所蕴含的客观规律，走出书本，将书本知识转化成自己的工作能力，并灵活运用于工作实践。这是“善读书”的第二重境界。

　　只会读书而不知灵活运用学到的知识，那是把书读死了，人们常说的“书呆子”就是对这一类人物的讽刺。“书呆子”的代表人物有战国时“纸上谈兵”的赵括。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每与赵奢谈兵论阵都是口若悬河，俨然一部活兵书。但由于他只知照本宣科，不会灵活应变，到头来害得赵国“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长平一战，赵括在历史上也被贴上了“纸上谈兵”的标签。

　　清代的纪晓岚，也写过一位读死书的人物，此人姓刘名羽冲。他偶然得到一部古人兵书，便如获至宝地伏读经年，认为自己掌握了兵书精髓、熟知了兵法韬略，可将兵十万，便自告奋勇地带兵去剿土寇。结果，不但仗打得一败涂地，就连自己也几为土寇所擒。后来，他又得到一部古人修水利的书，又是伏读经年，认为自己取得了治水的真经，能将千里荒田变成沃野，便急于找一个平台展示自己的才能，遂毛遂自荐于州官。州官半信半疑，就尝试着让他主持修建一个村庄的水利，结果却修出了水患。至此，他抑郁了，常常自言自语：“古人岂欺我哉？”不久便抑郁而死。至死他都没有想明白，古人并没有欺他，而是他不知变通、泥古不化的必然结果。

　　善读书的人，能够将所学知识活学活用。苏秦“头悬梁，锥刺骨”，他发愤读书，深研兵法战策、治国韬略，从书中悟出了合六国之力，使强秦却步的合纵之术，终成一代纵横大家；岳飞读书为报国，从书中读出了“还我河山”的民族气概和一代名将的见识风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南宋诗人陆游对于读书与应用关系的总结。善读书，就是一个学而思、思而行、行而悟的过程，是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的统一。读书是为了应用，“入得来”是前提，“出得去”是目的，既能“入得来”，也能“出得去”，才是真正掌握了读书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