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拍照，如今手机普及率高，人人皆会时不时地露上两手，尽管水准良莠不齐。从前，老百姓管拍照统称照相，得用照相机才算正式。摄影，则属艺术范畴。我的拍照技术，最初是在上高中时学会的。

 20世纪70年代，照相机在家庭中尚属小众的奢侈品，一般人家少有。人们逢年过节、家有大事喜事，或郊游赏花有拍照的需求，首选去国营照相馆，那时常去的青岛照相馆，有街里的天真、万年青，四方区的红艺、四方。有一年夏天，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逛中山路，碰巧遇到她许久未见的表弟和表弟新谈的对象，他们不由分说，拉着我们拐进了身后的万年青照相馆，拍了一张“急就章”的照片。此幅合影，成为我家诸多照片中，最有戏剧性也最莫名其妙的一张。那些年中山公园樱花盛开之季，国营照相馆照例会在公园樱花树下设置多个拍照点，左邻右舍几乎家家都有几张出自老照相馆的留影。另一个拍照的渠道，是去照相馆或经营摄影器材的商店里租借照相机，那时得按小时收费，并留取相关证件和押金。

 我们是唱着“八十年代新一辈”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上高中，同学中几个脾性合得来的，结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组合中有两位女生，四五位男生。每逢暑期或节假日，六七人会结伴外出郊游，栈桥、中山公园、八大关、太清宫、北九水、华楼山，能想到的好玩的地方，山高路远也去。作为班里的文娱委员，通常租借照相机和拍照的活儿由我包办。在市内游玩选择的相机租借地，多是位于莱阳路33号的一家小型照相馆，离前海景点近，图个借还方便。照相机的式样，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上海产海鸥120型，操作简单，一学即会。120型照相机，要配上120的胶卷才能使用。最初练手时，主要选择黑白胶卷，一卷能拍16张，价格也便宜。从莱阳路出来，鲁迅公园近在咫尺。海边礁石、岬角凉亭、水族馆门前的石梯上，咔嚓咔嚓间，留下了一张张年轻欢快的笑脸。

 第一海水浴场是必去的打卡地。那时候，高高的钟表楼还在，童话世界般的更衣室也在，后来又新添了海豚的大型雕塑，我的镜头里，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已经消失的场景。八大关，最适宜郊游后野餐。找块绿草地，取出罐头、红肠、汽水、面包，摆满一地。那时候，八大关的游人还不多，极幽静。每次的游玩，乘兴而来，兴尽才归。

 胶卷拍完了，冲洗照片是重头戏。送去照相馆当然最省事儿，但那年月学生兜里并没有几个闲铜子。伟人说得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的老邻居恰好在四方照相馆工作，精通此道。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在他家里取了真经，按图索骥买回了显影粉、定影粉和相纸等必需品，又向老邻居借来剪裁相纸的铡刀和发红色光的台灯，以我家的吊铺为暗房，摸索着，悄悄地开了工。

 术业有专攻。冲洗照片是个技术活，初学乍练交点学费自然免不了。为了看一下相纸什么样，忘记了师傅的叮嘱，结果一卷相纸全部曝了光，成为废品，真是心疼。吊铺上空间狭窄，夏天尤其闷热难耐，我和同学俩人蜷着身子，挥汗作业。好在后来渐渐上了手，有了经验，当第一张照片在简陋的暗房显影时，高兴劲自不必说，那份成就感，不啻获得一项重大科研成果。我们不少老同学手里，至今保存着那时的一些手洗老照片，尽管影像是黑白的，剪裁也不规整，却弥足珍贵。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种被称为傻瓜相机的全自动产品风靡一时，我小姨在外贸工作，托她买了一架富士牌的，小巧玲珑，用了好几年。后来照相机的品类越来越多，可谓眼花缭乱。我趁短暂在京工作期间，攒钱购买了一台佳能新纪元变焦自动照相机，款式新颖时尚，手感也好，当然价格也靓，花去了近2000元工资。这款相机伴随我走遍祖国大好河山，从张家界、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到徽州、婺源、楠溪江、富春江，再到黄山、庐山、衡山、井冈山，前后近二十年光景，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每当看到它，人生中的一段段闪亮的日子，像照相机里的胶片一样，划过脑际，永刻心间。

 年轻时，我喜欢给别人照相，也乐意别人给我拍照。如今回想起来，却留有遗憾。我自小跟随爷爷奶奶长大，是爷爷最亲的孙辈。老人家去世那年，是1982年的春节，我才15岁。受当时家庭条件所限，没有机会也没去想和爷爷照一张合影，如今已成为不可弥补的伤痛。年岁久了，爷爷的样子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模糊，模糊到只记得他的大概轮廓。每至此时，我都幻想，若有一张和他的合照，该多好！

 父亲节那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组九宫格照片，是女儿每个成长阶段和我的合影，反响强烈，朋友们夸我是有心人。自女儿出生以来，我每年都会拍几组与她的合影照片，冲洗出来，收到影集中，时不时拿出来端详一番。遇到有故事的合影，不由得会从影集中单独抽出来，细细品味，默默回忆，每有所思。有好几次，望着年轻时的自己和稚嫩可爱的女儿，刹那间，泪眼婆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