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邮局坐落在延安路和延安一路交汇处的东北角，因为靠近十五中，坊间也称它为“十五中邮局”。除了学校之外，周围还有几个大杂院，然后就是汽车运输三队和缝纫机厂，再往北就是青岛啤酒厂。我1970年进啤酒厂工作，直到退休，这期间邮局便是我与外界联络的驿站。

　　上个世纪70年代，同学们毕业后天各一方，有的当了兵，有的下了乡，还有的去了内蒙建设兵团，和他们的联系就靠几张薄薄的书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塞进邮局的信筒。不久便会知道，当兵的同学正在拉练的路上跋涉，下乡的同学刚刚收割完玉米，内蒙兵团的同学则非常艰辛，一边开挖灌溉水渠，一边还要备战。而我则告诉他们，我们工厂用传统工艺酿制出一种浓度很高的黑啤酒，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来厂参观时，对这种啤酒赞不绝口。

　　好多年之后我才醒悟，我的每一封信都勾起了同学们的乡愁。

　　后来我迷上了文学，邮局的作用越发重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从邮局出发，带着我的希冀飞往各地的文学期刊编辑部，这个营生既让我苦不堪言，又使我乐此不疲。一个万把字的短篇小说，抄到每页四百字的稿纸上，就是一小摞。倘若是五万字的中篇，那就是厚厚的一叠。但是，到邮局寄稿的时候却犯了踟蹰，因为邮局的工作人员要打开信封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违禁的东西。通常情况下，作者会在稿件里夹带一张写给编辑的便条，说一说这篇作品的创作情况，让编辑对作品内容有个大概的了解。但是到了邮局不行，这张便条就是一封“信”，得另装信封贴上邮票邮寄，相当于活生生把一幅图画拆解成拼图。而且，邮局的人会将作品翻来覆去地查看，验证是否还夹带了其他东西，他们先于编辑成了第一读者。每每这时，我的周身就会弥漫出不适的感觉，就像自己的隐私被窥探了一样。有一次邮寄一部中篇小说，厚厚的一叠稿子在他们手里翻弄了许久，我有些捺不住了，揶揄道，要不您拿回家看，我明天再来寄？人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冷冷回道，制度规定，必须检查。

　　在制度面前，一切说辞都是苍白的。

　　尽管与邮局的制度有些龃龉，但我还是离不开它，依旧将稿件从那里寄出。它是我文学之旅的第一站，而终点则是厂门口传达室的信箱，每次走到那里，我都要驻足，碰到挂号的信件，传达室的师傅会喊我进去，一边让我签字一边说，你的信比厂长的都多。

　　文学眷顾了我，因为不断发表作品，得以结集出书，第一本书出来之后，自然要签送朋友们，其中有一本寄往北京八一电影制片厂，我的第一部电视剧是由八一厂的导演执导的。于是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几个字，敬请某某兄长赐教之类。到了邮局，照例要开封检查，工作人员先看了版权页，没问题，国家正式出版物。再看里面有没有夹带纸片。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书的扉页上，指着我写的那几个字说，这个不行，这是信件，应该剪下来另装信封邮寄。我惊愕地看着他的脸，那脸上看不出恶意，但也绝没有善意，他的脸上满满地写着“公事公办”。我不寄了可以吧？拿着书悻悻地离开邮局。那一刻，我对邮局的不近人情深恶痛绝。

　　后来有了电脑和电子邮箱，再多的图文，只要敲一下键盘，转眼之间就飞到了你想让它去的地方。平日里，我不再去邮局了，而邮局则被快递和电子邮件搞得门庭冷落，每次路过邮局，我心里便会泛起异样的感觉，有些暖，有点酸。

　　现在，只是年底的时候去一趟邮局，订上来年的报纸便匆匆离去。但对投递员师傅，我始终心怀感激，他们栉风沐雨，按时把报纸塞进我的信箱。为了表达感谢，每年正月初一早上，我总要把一张纸条贴到信箱上，向邮递员师傅拜年，道一声辛苦。

　　邮递员师傅，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