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人物小传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2020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等40余种文字。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等22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等多部；诗集《皈依之路》《夜宿湾园》《家住万松浦》《归旅记》等10部；长诗《不践约书》《铁与绸》等。

　　作品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京东文学奖等。

　　核心观点

　　■写作者的高度起码由四个条件决定：第一是先天才能；第二是后天经历，曲折的、复杂的经历；第三是较高的文化素养，即人文方面的学识和培植；第四是最终的，即人格的力量，心灵和道德高度。这些缺一不可。

　　■文学创新主要还不是形式和技巧方面的，那是廉价的。很多人只是迷于形式的改变，而不能从生命深处做出深邃的个人表达。

　　■一个人的生活哪能分出女性、儿童或者大自然？它一定是全面的、浑然一体的，对主观世界的生命的触动是全方位的。作家的表达一定是“生命全息”。

　　■文学是不可量化的，作家也不是数量问题：数量固然重要，却不是唯一的指标。100个平庸的作家也不如一个杰出作家更有意义。当然，作家群体还是需要有较大的体量，不然就不会产生杰出者。

　　■不能把他人的生活领域和兴趣强加给别人，作为个体，要根据自己的写作命题，深入自己的“第一线” 。

　　■一味追求写作数量将毁掉自己：越多越差，惯性写作将摧毁作品的品质。

　　完成高等教育后的一个当代人，毕生写作量摸高达到40万字左右。40万字之后，大致是没有语文老师指导的文字探索。专业作家的写作训练可以进入到百万字层级，佼佼者能发表的写作量在300万字左右，而能突破千万字的作家寥寥可数。截至今年7月小说《河湾》出版，著名作家张炜发表的作品达到2000多万字，光是被烧掉的“少作”就近400万字。放到世界文学史和作家职业圈层，这也是一个可畏的数字。

　　对于读者而言，现当代文学正处在“封疆裂土”的时期，迟子建的东北、王安忆的上海、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陕西……自福克纳发现“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小小的地方我一辈子也写不完”之后，当代作家对地域的书写越发执着。具有广袤的历史视野、全景式的社会观照、巨鲸式的文化吞吐的“百科全书式”作家非常罕见。

　　回顾张炜50年的创作，他的作品涵盖了商战、海洋、医药、植物学、渔业、绘画，关注的话题包括航运、养生、网络、婚姻、农耕、伦理，涉猎的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童话，光是小说《你在高原》就长达39卷、450万字。他在《心仪——域外作家：肖像与简评》中列出了他精读的127位外国作家，又在《远逝的风景：读域外画家》中分析了他精研的35位画家。去年出版的《唐代五诗人》凝结了他的20年古诗品鉴。今年面世的《斑斓志》则是对苏轼的研究成果。

　　在2000万字之后的文学书写，已经没有什么先行者和范例可参考，同时代的书写者也很难提供抓手和镜鉴。张炜从1973年至今的创作历程，辟出了新时期文学的个人路径。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写这么久？福克纳认为，如果自己不写，时代会兴起其他人替自己写，替雨果、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替所有的作家写作。另一方面，读者在一座座文学高峰面前，如何认识“阅读”的义务，如何反抗“两千万字纯文学”带来的绝望？正如昆德拉所说：“我们在现实中因其过于沉重而不断逃避的，迟早会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变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0月底，张炜在青岛参加中国海洋大学《雪山大地》研讨会，在会议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作家往往是自己作品孤独的卫兵，然而，张炜卸掉了普通作家对作品的保护和解释，在“后2000万字时期”写作者身上，他明白文学的分量让读者来承受是违背本能的，这些他都预先原谅了。在采访中他像是一个庞大之物，对着文学愿景持续吐息。他坚持的是写作者自身的责任和道德律令：一个作家把生命淬炼成2000余万字递给读者之先，文学里道德的自律、美学的开掘、真理的劳作首先是作家本人的轭与重担。

　　“后2000万字时代”

　　记者：从1973年发表小说《木头车》到现在，您的创作生涯已经50年了。在这么长的岁月里，您如何总结自己对时代的书写？

　　张炜：我学习写作较早，1972年就组织诗歌小组，苦于晚成。《木头车》是我文集里收录的一篇小说，算起来已有50年，很像一场马拉松长跑。实际上，我一直对自己充满怀疑，也有疲惫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走过的道路。这并非不自信，而是不停地劳动中自然出现的现象。这种怀疑和探寻也让我产生了更大的动力，往前奔跑。我的创作尽管有兴奋和满意的时候，但总体而言还是不满意的，总觉得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一个写作者的高度起码由四个条件决定：第一是先天才能；第二是后天经历，曲折的、复杂的经历；第三是较高的文化素养，即人文方面的学识和培植；第四是最终的，即人格的力量，心灵和道德高度。这些缺一不可。这四个方面我都缺少十足的把握，但除了先天条件不可改变，其他三个都需要更加努力。

　　记者：近年来不断出现新的文学现象、文学新人，像近年来的“东北文艺复兴”等现象，从文学界到影视界都很有影响力。文学研究非常关注新兴起的写作现象群体，对现象之外的严肃文学是不是不够关注？著名评论家温奉桥就指出，当下对杨志军小说各个阶段的研究并不充分。

　　张炜：文学界关注新人，关注“后浪”，无论怎样重视都不过分。文学事业需要不断向前，无论我还是我的朋友，回忆成长的过程，一方面会感激关注我们的前辈，另一方面也为在关键环节上缺少帮助而扼腕、遗憾。必须支持年轻的创作者。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文学艺术的进步，不要指望像科技一样，不会是线性发展的。也就是说，新的不一定比旧的好。科学发明只要不是毁灭性的遗忘或覆盖，就一定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而艺术的积累比较难，道德和思想的积累也比较难。艺术甚至不会进步。我们现在写月亮也难以超过李白和苏东坡，虽然我们现在能够登月了，但是，有关月亮的文学书写并未超越古人。

　　中国有句老话：“苟日新，日日新”。这句话也包含了不断追求真理和自洁的意思。但理解稍有偏差，就会走向嗜新癖。其实，新的东西要经过时间检验，旧的东西被实践证明是好的部分，要守住更难。文学艺术也是这样，一方面对新人、新的艺术形式要重视，同时也要知道，文学与科技创新还是不同的。很多人把对科技创新的理解挪用到艺术创新方面，那对文学有百害而无一利。文学创新主要还不是形式和技巧方面的，那是廉价的。很多人只是迷于形式的改变，而不能从生命深处做出深邃的个人表达。

　　记者：您的创作内容包罗万象，现在看来，好像除了科幻小说之外，其他您都有广泛涉猎。有什么文学话题或者文学类型是您后续想要补齐的？

　　张炜：文学的过度分类是“小道”，而不是“大道”。英国诗人T·S·艾略特有句话说得特别好：类型化的文学再好，也是二三流的。所谓“生态文学”“女性文学”，这些量化和分类，在研究者那里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仍旧会造成对文学品质的误解。文学过分类型化，那就做小了。

　　文学就是生命表达，是心灵的产物。心灵面对的永远不是简单的类型，而是全部的生命所要面对的主客观的一切事物，是生活过程的综合、心灵的综合。一个人的生活哪能分出女性、儿童或者大自然？它一定是全面的、浑然一体的，对主观世界的生命的触动是全方位的。作家的表达一定是“生命全息”。

　　偶尔对某个“类型”感触很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把全部文学书写分成“类型”，做出这样的理解，那是对文学的矮化和窄化，是一种误解。第一流的文学，其女性观、儿童的纯洁天真、 生态自然观，都包容在日常的生活表达中了，而不会是一种特别的、经过归类和划分过的生活。

　　青岛的“文学精灵”

　　记者：青岛文学近年来相继获得了一些奖项，比较独特的现象是，外地来青作家比较容易获奖，杨志军老师这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就是很好的例子。您怎么看待青岛的文学发展趋势？

　　张炜：有人在讨论会上说，青岛以前被称为“文化沙漠”，其实是不准确的。这次有人还引用了王蒙先生的说法：“文学属于艺术领域里的硬通货。”其意思是，判断一个地方的文化艺术如何，还要看文学：只有出现杰出的文学，才算是真正抵达了发达的水准。确实，现代文学史上，与青岛有交集的作家不少，包括老舍、萧红、萧军等，都在青岛留下了足迹。但他们毕竟不是青岛本土作家，本土作家的数量还不够多。

　　但当代文学，青岛出现了很多好作家，他们有生气，有力量。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青岛的文学作品都可圈可点。过去的文学大区，烟台在山东是最有名的，烟台的文学史一度就是山东的文学史。但是，现在就不能这样讲了。济南和青岛的文学发展都很好。青岛甚至有可能成为山东最好的文学板块。

　　当然，文学是不可量化的，作家也不是数量问题：数量固然重要，却不是唯一的指标。100个平庸的作家也不如一个杰出作家更有意义。然而，另一方面，作家群体还是需要有较大的体量，不然就不会产生杰出者。打个有趣的比喻：过去《聊斋》里讲的“狐狸精”，现在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古代生态环境不同，野物很多，狐狸很多，这当中才有可能产生精灵。现在除了养殖场，哪里还能找到狐狸？所以要出现一个“狐狸精”，那就不可能了。作家也是这样，基数大，群体大，才能产生几个“文学的精灵”。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就是“文学的精灵”。

　　记者：您的创作生涯50多年，一直能贴近现实生活。像今年最新的小说《河湾》开始关注网络和大数据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困扰，您如何能从文本到精神都保持跟时代同步？

　　张炜：人们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其实不如改成“认真生活”。生活中很多事情要认真，要始终关注社会的发展，要始终具备一颗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心。做个认真的人，就会与社会情绪丝丝相接，会发现大家在关注什么、忧虑什么、兴奋什么。现实生活是否让人经常陷入忧虑和感奋当中，那是装不出来的。认真生活才是深入生活。

　　生活没有“前沿”和“后方”，也没有“生活的第一线”。打仗可以有第一线，工厂生产有第一线，但是文学创作，要看写作的对象。马尔克斯有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被一颗病牙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么牙齿问题就是他的“第一线”。不能把他人的生活领域和兴趣强加给别人，作为个体，要根据自己的写作命题，深入自己的“第一线” 。

　　认真生活，就是不要把追求真理当成一句空话。还是要较真，太想得开的人，不太可能是好作家。想得太开，太超脱，更有可能是一个趣味作家、特色作家，而不会是大作家。托尔斯泰、歌德和鲁迅，都不是超脱于生活之外的人。门外的事情什么都不管，只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这不会是好作家的生存状态。有的作家有钱，能比托尔斯泰资产更多？然而，托尔斯泰那么痛苦。他直到最后还是“想不开”。

　　如何读我，我如何读

　　记者：您的作品非常多，而且包含了各个类型。对于新接触您作品的读者来说，有什么门径可以进入？

　　张炜：如果要读，还是有年龄层次的问题。太年轻了，不要读《古船》，它可能是“少年不宜”：太酷烈的部分不适合孩子接触。青年人读《河湾》比较适合，因为二三十岁的人正经历个人的恋爱期、婚姻期，还是数字时代，如何面对个人的焦虑，等等，《河湾》在表达这些逼到眼前的问题。

　　如果对半岛文化感兴趣，可以读《独药师》。这本小说看起来写的是“长生”，是齐文化，但重心不在那里。一个民族向着文明前进，还是向着野蛮前进，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追求“长生”只是一种文化，书中写的其实不是药，而是人的出路。

　　少年读者，比较适合读《橘颂》《少年与海》《寻找鱼王》《半岛哈里哈气》；爱好文学的年轻人，从我刚起步的“芦清河系列”开始读，也许会好一些。这个系列写城乡结合部的生活，读者能找到生活的共鸣，同时也能看出那个时期和现在的不同：文笔的变化、对社会认识的变化。

　　记者：职业作家一般会有较为广阔的阅读视野和浓厚的阅读兴趣。处在您这个阶段已经获得了很多奖项，什么样的书能引起您的阅读兴趣？

　　张炜：我四五十岁的时候特别能读书，像是一个机器一样，书籍从这个进口填进去，从那个出口出来。一堆书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读完了。那时脑子反应快。过了60岁，读书慢下来了，就像是一台老电脑一样，反应慢了。

　　我不主张不停地读、读无数的书，“开卷有益”的说法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可不一定对。所罗门王有一句话：“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使人疲倦。”这个“多”，不光是指数量，可能还指目标不确定的、无鉴别的泛滥。不要以数量为追求，还是要少读、读精。读很多坏书，只能使自己更平庸。选书，除了靠个人的悟性、积累的经验，有时听听可信的人物推介，也是好的途径。

　　尽可能不看那些媒体用力宣传炒作的书，畅销书也不要读得太多。只要是畅销的，往往就是短时间内跟中等水平之下的人达成一致的书，所以它不会是高级的。我不太读畅销书。有人说，万一遇到好的畅销书呢？既然是“万一”，那就是罕见的意思，也就是说不太会遇到好的。

　　记者：您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写作规律，从作品数量到奖项都达到了作家罕有的高度。这种创作的密度和频率会一直保持下去吗？

　　张炜：我以前是个不停地写作的人，但现在写得很少了。在我看来，著书是没有穷尽的，关键不在于多，而在于好。

　　我会写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精。关键不是体力问题，我体力还可以；关键在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作品的数量只对极少数作家才有意义。对一般的作家来讲，写得越多越坏，写得多远不如写得少。对极少数特殊的作家来说，数量有意义，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灵魂，其生命的每一时段都很特异。鲁迅说过：“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杰出的作家，考察其生命长河的每一段，生命的信息全都包括了。所以，数量对他们来讲越多越好。而大多数作家，只会在偶尔的一段时间，因积累和努力，发挥得好、状态好，才会写出一个优秀的作品。一味追求数量将毁掉自己：越多越差，惯性写作将摧毁作品的品质。

　　觉悟到这个道理以后，我写得非常少了，一年里不会超过两三次集中写作的时间。我最爱的是诗歌，自1972年开始写诗，兴奋点一直在这里。我的诗影响不大（注：自谦，张炜长诗《不践约书》2021年获第六届中国长诗奖，长诗《铁与绸》2022年出版）。如果一个写作者什么都不会干，只能写小说，就成了小说匠。托尔斯泰、雨果也好，所有大作家的写作体裁非常广泛，不可能只写某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