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梁

　　小时候放了暑假就去农村爷爷奶奶家，爷爷是村里的教书先生，可以称得上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文化人的家里少不了书，可爷爷家的书并不多。爷爷眯着眼睛说，都被翻腾走了。那会儿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等明白了之后爷爷也早已离我远去。

　　爷爷家东屋的柜子最上面有本书，是《红楼梦》，爷爷曾给我讲过，大都是吃过晚饭后，天黑透了，奶奶在大门外的土路上铺一张凉席，我躺在上面数星星。爷爷掌起一盏汽灯，借着昏黄的灯光，给我读《红楼梦》，经常读着读着，就得赶一赶凑热闹的蚊虫。即使爷爷读得很慢，我也听不明白，只记得经常是爷爷刚读到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我就已经睡着了。

　　我真正养成读书的习惯应该是上小学四年级以后。我爸是搞技术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读书耐不下心，所以家里更多的是各种工具。我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却很支持我买书看书，那会儿他们工资都不高，但在买书这事儿上从来没含糊。那个年月还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不发达，所以看书就只能抱着“生啃”，冰心和郑渊洁的作品当时看得最多。

　　后来到初中就开始借书看了。我初中转过校，初一在农村中学，那个中学条件挺差，阅览室里书架不少，但像样的书没几本。看管阅览室的是个胖乎乎的大爷，总穿得脏兮兮的，腰里挂着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叮叮当当，老远就能听见他来。我们私底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吨半”，猜想着他跟一辆车差不多重。

　　那时候我们是每周三、周五下午第二节课后可以去借阅，借阅证是一张长方形的小卡片。上面有借阅号、个人照片，还有借阅的时间和归还时间。阅览室可以看书，但灯光昏暗，“一吨半”也不怎么打扫卫生和开窗通风，导致屋里总有一股发霉的味道。我们一般就会把书借回家。不过“一吨半”好像不怎么喜欢我们去借书，每次见我们经过阅览室的窗口，他都从里面警惕地往外看，好像生怕自己有什么秘密被别人发现一样。

　　等我们进了屋，他的目光更加灼人。那双躲在眼镜片后面的提溜圆的眼睛似乎要把我们统统扫描一遍才肯罢休。我们也不搭理他，递给他借阅证就往书架里面扎，文学类的书往往在靠里的位置，不怎么显眼。那书架上面的文学书的确不多，但有本鲁迅的杂文集挺醒目，书皮卷曲破损不说，上面还有厚厚的包浆，足可见其受欢迎程度。我们也曾借阅过，可当时看得只感觉心惊肉跳，怎么还有人吃人血馒头呢？“一吨半”也对我们借这本书表示怀疑，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得出。

　　初中转校后，我来到了市里的中学。借阅条件就便利多了，新华书店也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那会儿电脑逐渐开始普及，Windows的操作系统更加智能了，还一度流行起电子书。作为学生，我们上网的时间并不多，当时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那一批青春文学代表相继崛起，挺受追捧。可那会儿我也只是随大流看过一点，看得比较多的还是外国文学，印象比较深的像《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傲慢与偏见》《局外人》等等，最喜欢的还是欧·亨利和福克纳的小说，当时看得比较入迷，大概也为日后写小说埋下了伏笔。

　　记得那会儿罗琳的《哈利·波特》也很火，大家都在纷纷追着看，看完了还聚到一起分享，仿佛那些能骑着扫把满天飞、挥动魔杖施咒语的魔法师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后来上了高中，学习渐紧，看书的时间就很少了。等上了大学，才又重新开始系统看书。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各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也从各个维度的比较中探寻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发展的流向。再后来阴差阳错地进了文学行当，让我觉得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但无论时光如何变迁，岁月几经流转，我想文学和阅读都如一条干净澄澈的小溪，不断地滋养着我，温润着我，让我在寂静时不孤独，失落时不气馁，得意时不忘形，那些看似棱角分明的书籍，似乎才是最为柔软和温暖的存在。以至于当我们无数次掩卷沉思或小憩时，都能被文字特殊的气息所抚慰，进而在思想中沉浸，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