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岛日报社工作了18年，先在晚报，后来又去早报，18年来的工作内容基本没换过，一直在做文化板块，有文化娱乐新闻也有副刊。时间过得快，现在说起来，我离开报社也已经8年了，人生没有几个8年，更没有几个18年，所以报社的同事约我写“我与《青岛日报》”时，感觉千丝万缕，理不出一条线来。

　　我从未在日报编辑部工作，虽然在同一栋楼里待了好多年，“日报”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既远又近的存在。在晚报时，凡是有些资历的同事多是从日报编辑部调来的。听他们偶尔说起上夜班、拣铅字、画大样这些词来，感觉十分神秘。我去报社工作时，早就告别了“铅与火”，所以，我在报社从未在稿纸上写过稿子，但说起来也奇怪，我对自己从未使用过的大样纸、铅字版有一种顽固的向往。可能是类似的文章看得太多的缘故，我总觉得那种手工状态更接近于想象中的“办报”。在我们的心目中，报纸是神圣的，铅字代表着某种权威，而如此神圣权威的东西，如果用手工一下一下打造出来，那该多神奇。

　　《青岛日报》已经创办75年，是一份有历史的报纸，青岛日报社也同样是一个有历史的单位。凡属历史悠久的单位大都有个特点：里面有许多高深莫测的人士，他们可能既非所谓专家，也不是领导，但见多识广，所以，我到报社门口时常会想起那句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举一个小例子。2016年9月，我即将到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报到，离职之前要把餐卡里的钱全部花掉、门禁消磁。报社是个大单位，人来人往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入职离职都不是什么稀奇事。我觉得，除了在早报编辑部和几个报纸的文化副刊部，估计也没有人会关注我换工作这件事。我去物业公司的财务部注销餐卡时，低头为我办理手续的大姐突然问我两个问题：Z老师退休了吗？H老师还在编辑刊物吗？她所提到的两位老师都是岛城的名作家，也是我即将报到的新单位的前辈，虽然我即将到新单位入职，但此时那里是个啥情况还糊里糊涂。我支支吾吾地回答了几句，那大姐抬头看我说，行，我看你去那儿能行。我出了一脑门汗，不知如何接话，一边讪笑一边着急忙慌地走了，我不知道为何这位大姐对我的这点事如此了解。过了好几年我才从老同事那里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是日报老一辈的副刊编辑，于岛城文坛那是一个“门儿清”。

　　回想起来，虽然我后来一直上夜班，与其他部门的同事交流少，但因为我们做的工作天天都呈现在新闻纸上，其实，很多人都是互相熟悉的。2012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曲终人不见》，日报的“三味书屋”很快就选发了那本书的前言。后来专门为那本书做了一场音乐会，我去给王亚平和薛原两位老师送票，他们都表示看书就行了，音乐会还是留给喜欢的人去。从那本书开始，我渐渐地成为一名写作者。报社里的作家很多，他们也渐渐地以我为同道，我至今也时常与他们聚会，酒酣耳热之际，聊聊最近读了什么，写了什么，这是许多年来我在报社工作的日常状态。我至今记得一位同事讲过的一段话，他说人在给自己一个写作计划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段时间有归宿感。“归宿感”其实是一种难以获得的感受，我们天天劳碌，何尝想过心归何处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副刊编辑其实是在给许多写作者创造“归宿感”。在热闹的新闻单位，文艺副刊编辑多少有点特别，他们的工位上都摞着一叠书，匆忙走过，只见书不见人。日报副刊的许多编辑都是有影响的作家，想到他们，就觉得我从报纸记者走向专业写作似乎也是必然。

　　我第一次在《青岛日报》发表作品已是2017年末，当时是薛原兄约我写了一篇电影《芳华》的影评。我1998年开始作电影记者，写过不知道多少影评，但那都是职业行为。此时的这一篇影评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作者的写作，所以写得格外用力，记得也特别清楚。2022年，我又开始陆续给琴岛副刊投稿，发表了一些散文。我现在主要的精力是用来写小说和编期刊，但我一向认为，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的作者，都免不了有一些“外溢”的感受，适合写成三两千字的文章，甚至千字、数百字的短文，发表在报纸副刊上。一座城市也应该有集合本地作家的报纸副刊，传媒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产物，一个地方的文化生活是否活跃，报纸副刊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网络写作兴起之前，写作者多从报纸副刊开始，许多成名已久的名作家，在面对报纸副刊时，也多不会吝惜他们的笔墨，因为那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对读者来说，这些短文方便阅读，对作者来说，写这样的文章，好比书法家写正楷，画家画素描，既能见到基本功，也能见到真性情。

　　我至今仍然保持着读报的习惯，只不过时常是在手机上读电子版。《青岛日报》的艺术青岛专刊以及青报读书、琴岛副刊更是每期必读。毋庸讳言，传媒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我仍然相信，有一些价值是恒定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