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争》

　　余耕 著

　　作家出版社2024.07

　　一部讲述八十年前中国足球真实历史的小说《为国争》，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展现亚洲球王李惠堂和他所带领的中国足球队曾经辉煌的小说中，作家余耕塑造了真实历史人物之外的两个特别的小人物，从乞丐到球队主力的“小北”，从唯利是图到舍身成仁的“余伯庸”，在小说的结尾，二人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自我人生的救赎。而以小人物塑造和描摹见长的余耕，也在刺激的赛事、激烈的战事与悲壮的国事刻画中，完成了这部向自己体育生涯的致敬之作，并以这段虚实相间的历史叙事，向读者传递了他的“小人物观”——在历史的决胜时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

　　历史叙事，以细节真实制胜

　　青报读书：你说过，自己的写作灵感来自方方面面，新闻、网络段子、与朋友闲聊……写小说《为国争》是因为读到亚洲球王李惠堂的事迹吗？真实的故事中，最触动你动笔书写的情节是什么？

　　余耕：创作这部小说源于一场足球比赛，2022年，中国虎年的大年初一，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赛区十二强的比赛中，1:3输给越南队。当时举国哗然，无数中国球迷失望加添堵。当比赛到了“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的时候，我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了，因为我做体育记者的时候，便熟知八十年前中国足球这段辉煌的历史。李惠堂、陈镇和、谭江柏……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运动员缺衣少球没有比赛经费，他们不辱使命为荣誉而战，不仅在十届东亚运动会上九夺冠军，还在足球圣地欧洲打出尊严。关键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这群中国热血男人球衣换战袍，奔赴各个战场奋勇杀敌。可以说，是这群足球运动员的家国情怀，触动我创作这部作品的。

　　青报读书：关于那段鲜为人知的足球史，在动笔前都做了哪些更加具体的史实素材的收集？有没有进行一些实地田野考察？

　　余耕：虽然熟知这段历史，但仅仅是表面上的了解，真正要落实成一部文学作品，需要大量与史实相契合的细节。例如：当年的足球比赛规则、足球技战术演变、运动员的专业球鞋、比赛场地有没有草坪等等，以及去马尼拉比赛的准备工作、前往德国柏林的行程，乃至乘坐邮轮的吨位、内燃机的马力、航行天数……虎年的那个正月几乎都在查阅相关资料，案头工作翔实且具体。包括请教一些足球界的专业人士，对当年那段历史的了解。其中青岛著名的足球裁判许宏先生，在足球规则方面给予本书非常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青报读书：小说整体架构选取了四个时间点：1934年，1936年，1938年和1941年，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余耕：《为国争》最初是想做一部电影，我在大年初一这场比赛结束时，便给好友万弘杰打去电话，因为他现在已由演员转行为编剧、导演。我俩一拍即合，连续讨论了一周时间。四个时间节点是电影剧本的架构，在小说创作时，我在四个时间段里延伸了主角小北和余伯庸的故事，其他的主框架几乎没有变动。

　　青报读书：《为国争》涉及的角色形象，包括李惠堂，他的妻子廖月英，队友陈镇和，都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对应，这是否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为什么没有选择把他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来讲述？

　　余耕：因为当时考虑到电影制作，而这些历史上的人物大都有后代存世。电影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一旦涉及真实人物负面演绎，没准会有侵权嫌疑。所以，我淡化了角色的设定，而以虚构的两个主角小北和余伯庸，对证近代史上的真实人物。在创作过程中难免会受束缚，尤其是把最后一场虚构的比赛与一个真实的历史大事件“东江纵队大营救”结合，这一段确实有些耗费心血。正所谓有挑战难度的故事，才是作家不应该回避的。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过一关有一关的精彩和畅快。

　　历史给予作家足够的想象和解构空间

　　青报读书：小说中的小北和余伯庸，前者草根出身、运动能力超群，后者头脑灵活、左右逢源，其实都有乱世枭雄的特质。如果换一个时空，这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或许永远不可能交集。而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蝼蚁般的市井小人物，命运应时而动，时代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重塑了他们的价值观。在塑造角色时如何处理他们与历史时代的关系？

　　余耕：其实，那个时代能够接触足球这项运动的人，其家庭背景都是非富即贵的，因为足球、篮球在八十年前代表的就是时尚。中华足球队更是如此，这只国家队主要是由上海和香港的两家足球俱乐部组建而成，大部分队员就算没有留洋背景，也都受过良好的新学教育。包括余伯庸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他和他的双胞胎哥哥同一年考入燕京大学，这部分在我新创作的小说《关山难越》中也有涉及，相当于我把两部小说里面虚构的人物做了关联。

　　不管从艺术性，还是从可读性考虑，我都需要小北这样一个草根人物。塑造小北，不是用来诠释足球运动，而是代表山河破碎时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是足球两度拯救了小北，第一次是把他从乞丐变成运动员，第二次是把他从黑社会变成为国而战的战士。

　　青报读书：最早尝试历史小说的书写，是被《我是夏始之》那部小说集的编辑剔除掉的《沛县往事》吗？尝试进行真实历史架构中的小说叙事，最初是出于怎样的想法？对作家而言，源于史实的创作是否更加便捷，亦更显自由？

　　余耕：《沛县往事》是解构历史人物的小说，我准备写一个系列。我觉得“解构”有点过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风起云涌之时的天下英雄豪杰，刘邦、萧何、周勃、曹参、夏侯婴，一个小小的沛县怎么可能同一时间出现这么多将相王侯？我想这些近似贩夫走卒的人物，只不过是正好处在沛县这个风口，他们有可能只是被历史大潮裹挟其中，仅此而已。

　　与历史结合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包括金庸的《鹿鼎记》、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我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不知道作者是否感受到创作的自由，至少会让我这个读者有很强的代入感。

　　青报读书：有人说，作家写一个题材，是因为从中发现了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共情的东西，诸如，对历史的陈述，其实就是他个人对于历史和人性的观照与辐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余耕：在我们浩瀚的历史长河里，能够与之共情的事件和人物有很多。中国人的史观角度与西方不同，我们更多依靠忠臣、奸臣来记述历史，我觉得这种方式方法很不可靠，这也为当下的作家留下足够想象和解构的空间。

　　越纯粹，体育竞技才越有魅力

　　青报读书：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陈镇和向李惠堂引荐小北作为中华足球队的备选前锋。但是李惠堂不以为然，“他觉得足球是一项神圣且复杂的运动，不是江湖杂耍，要有门槛。目不识丁的乞丐怎能理解和掌握团队运动的奥妙深意。”他还讲道：“足球的外在是运动，内涵是策略、精神，不读书的人如何衔接外在和内涵？”但是，陈镇和却认为：“门槛是为普通人设置的，天才都会打破惯例，自有天才的衔接方式。”对于这两种观点，你更认同哪一种？

　　余耕：接受过高等教育后，对一个事物的内涵和外延会有更高层面的解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目睹过很多天才，他们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也依然能够成为各个领域开创性的人物。所以，这两种方式我都认可，不然也不会拿出来讨论。

　　青报读书：《为国争》是对一段特殊的体育史实的回溯和记忆，而随着历史与时间的流转，体育运动所彰显的内涵已经今非昔比。作为一名曾经的专业运动员，从自身出发，如何看待体育竞技在今天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余耕：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才有了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奥运会一直在回避政治，甚至让战争为其让路，但是政客们却始终不肯让奥林匹克精神独善其身。很多人把奥运会誉为和平年代的战争，我反对这种认知。除了拒绝政治附加，体育竞技还应该拒绝经济绑架。越纯粹，体育竞技才越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