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汶利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采访柯汶利导演当天，青岛适逢暴雨。铁青色的雨将天空跟街道接合，激烈的雨声里湿热蒸腾，恰似《默杀》里贯穿始终的连绵苦雨。

　　从票房13.3亿元的《误杀》到票房12.7亿元（截至8月1日）的《默杀》，柯汶利连续两部电影都以热带城市、华人家庭为背景，以雨夜凶案为引爆点，即便离开影院座位很久，那种充满异域气息的雨声都萦绕在影迷耳边，“后劲”强劲，“余味”悠长。

　　截至8月1日，《默杀》暂居2024暑期档电影票房亚军的位置，上映近四周仍然保持稳定的票房数据。继2019年首部长片《误杀》之后，柯汶利续写了他的票房佳绩，也成为“85后”导演里发挥最稳定、市场号召力最强的一员。

　　这位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导演已经迅速拿捏住了年轻影迷，他的作品类型感突出、氛围感十足，凌厉的画面和高速的剪辑让观众欲罢不能，尤其他电影里的主角集“受害者”“施暴者”两重身份于一身，累积极强的宣泄感。《误杀》里“父亲护女隐瞒凶杀真相”、《默杀》“围观者以沉默杀人”的故事主题都有较高的把握难度，柯汶利履险如夷，将对现实的关注和思忖隐藏在一帧帧画面中。

　　当年在读硕士时，柯汶利注意到一则社会新闻：一位母亲下班回家后找不到女儿，排查后在同一栋楼住户家发现尸体，调查发现凶案发生时动静很大，但是邻居都保持沉默，没人报警，也没人告诉这位可怜的母亲。这一则新闻多年后触发了电影《默杀》：剧情以“静华女中”为背景，连续多位女生失踪，牵扯出严重的霸凌案件，李涵、小彤母女的奇怪行为引发警方注意，而校工林在福的嫌疑也越来越大，事态一步步失控，可怖的真相也逐渐浮现……

　　从一则新闻到银幕故事，柯汶利站在是非提问者、意涵提炼者的角度，以鲜明的风格给予生命极致的包容。

　　用天气讲故事

　　记者：《默杀》里的“雨”贯穿始终。这是为了凸显热带气候，还是有剧情上的设计？

　　柯汶利：我们的第一个镜头就是雨水渗进来，一个水滴滴到24节令鼓的鼓面上。整部电影呈渐进式，从小雨、中雨、大雨、大暴雨到最后雨云收掉，出现阳光。所以，我们也专注画面调色：一开始是压抑的、阴郁的颜色，慢慢到了最后，林在福在牺牲自己跳楼时回头一看看到的是大太阳；此时，小彤踹开旧冰箱，阳光一下子进来了；医院里的妈妈接过警察递过来的伞，阳光也照下来……

　　这部电影好玩的是利用天气说故事，天气推动整个人物、整个情绪，最后阳光普照，给人希望、给人温暖。

　　记者：《默杀》对“霸凌围观者”的沉默有很强的揭示作用。你是怎么设计这样一个命题？

　　柯汶利：我从小到大比较关注社会新闻。我以前是做舞台剧的，就是希望呈现一些我自己感受到、我想说的事情，关注社会议题里的不公不义。当有人勇敢说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才不会被遗忘。《默杀》提出校园霸凌、家暴这些议题，都在围绕着“沉默杀人”的主题。这些议题为什么产生？最早的一个沉默者是电影里的“母亲”李涵，有事发生第一时间把门关起来，把女儿抱起来。而女儿小彤跟妈妈区别在哪里？女儿永远都是“我想发声”“我想走出来”，她拿起那把剪刀，就是有动作、有反抗。而妈妈即使被家暴也要给丈夫泡茶，这就是一个对照组。我们必须有两种声音升华主题。所以，我们在剧本论证过程里，刻意把对照组放在母女身上。

　　记者：从《误杀》到《默杀》，两部电影持续抓住了观影兴奋点。你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秘诀”？

　　柯汶利：其实，我没有特别的秘诀。我是年轻人，大概知道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影，尤其这种悬疑犯罪电影必须与时俱进，与观众同步。我们这次输出的是“沉默杀人”的主题，一堆人保持沉默，导致事情越来越坏，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的电影想讲的议题，必须要有娱乐性包装它，悬疑的、推理的、惊悚的情绪必须给到观众，观众买票进来必须要有悬疑和烧脑的感觉。

　　我看电影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全程高能。我很介意别人看我的电影时把手机拿出来。人家划手机时，我会想：“我的电影有这么不好看吗？”

　　我不能制止这一行为，而能做到的是，让我的电影每一分每一秒都精彩。我检讨的不是观众而是自己。我要把电影做到你连上厕所都不要去，就是流行语说的“全程无尿点”。电影没有什么商业密码，就是把电影做到更精彩，哪怕更加用力一点儿。

　　多元呈现，言之有物

　　记者：演员之前提到，剧组里的气氛非常融洽，导演对于各个工种的意见保持开放、亲和的态度。只要是演员有思考、有设计，一定有机会跟你交流探讨。这种工作方法是不是你的特长？

　　柯汶利：这跟个性有关系。我不喜欢在片场制造让大家尴尬、不舒服的情绪，喜欢跟更多的人去交流，甚至剧照师看到的理想画面跟我分享，我们都可以讨论。我真心觉得，电影是集体创作，不是导演个人作品，因而需要跟更多的人交流，很舒服的、有心人的交流，勇于说出你的想法。这可能跟我是马来西亚华人有关，可能天生有一种交流的DNA——这是我爸爸我爷爷那辈人告诉我的。他们是福建人，那个年代必须要在异地做生意，跟马来人、印度人等多元文化打交道，必须包容别人、学习人家的语言和文化。

　　记者：这种多元也体现在电影里吗？比如说对各种表演背景的演员的调度。王传君是上海戏剧学院科班出身，金士杰在舞台剧领域有很多经典角色，而吴镇宇是港片里走出来的实力演员，表演风格各不相同。

　　柯汶利：是的，电影里没有指出故事发生在哪里，而是放在“太平洋某岛”，就是不想让它具象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电影里面有印度语、马来语、英语和普通话。其实演员的协调难度挺高的。从《误杀》开始，我的电影里就出现了多个地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这次还有马来西亚当地的华人演员，很适合把拍摄背景放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可以拥有这么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发生这个故事看上去不奇怪，本来就是交汇大融合。至于表演上的拿捏，就靠我和演员之间多沟通了。拿捏他们的戏份大小、表演的节奏，这还蛮重要的。

　　从《误杀》到《默杀》，我一直在研究将大家的表演都调节到一个体系里，逐渐有一套心得了。

　　记者：从《误杀》到《默杀》，尺度把握难度很高，要把故事讲明白，又要保持从影像到人物设定的尺度感。

　　柯汶利：对我来说就是四个字：言之有物。不要为了暴力而暴力，你观影过程有很多“很痛”的感觉，像是刺钉子、刺嘴巴的痛感，这是我想给观众的。当你对暴行沉默的时候，这些痛就会回到你身上，“噢，好痛哦”。这样，你下次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就去帮助他，不然，沉默的最后会让人产生疼痛感，产生精神上的记忆。我们真的不可以沉默，否则，这些事情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严肃主题，清爽“配菜”

　　记者：你的两部作品《误杀》《默杀》成绩都很出彩，怎么衡量一部电影对创作者的价值？

　　柯汶利：我不是想要什么大爆款。第一不赔钱，这是最主要的。如果目标再高一点儿，那就是赚钱，赚多赚少也还ok，最重要的是娱乐之余把内容输出，对社会有正面影响。在这次《默杀》路演中，很多小朋友哭了，他们谈到了校园霸凌，让很多人关注霸凌问题。我以前也被霸凌过，回家不敢跟父母说，也不跟朋友说，因为有羞耻感。现在的学生看了电影，知道被霸凌后要求助，要心理辅导、跟父母沟通，大家有了认知，否则就会陷入误区。电影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之间产生深度的交流。

　　记者：连续成功后，你作为导演的创作节奏是怎样的？

　　柯汶利：对于观众来说，从《误杀》到《默杀》，这种类型电影慢慢形成一种不是刻意的风格认知。我把电影100%拍出来，应该有90%都被观众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细节和前因后果都被发现了，那些镜头的隐喻也好，或者我们想要放的那些细思极恐的东西也好，都被观众看出来了。

　　我现在就是在找有热情的故事，这对导演非常重要。导演要花时间从剧本开始打磨，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演员各种讨论，花费的心力太大了。如果没有热情根本做不了。

　　记者：在电影之余，一个导演的日常是怎样的？

　　柯汶利：我喜欢看舞台剧，平时会看很多舞台剧，去旅游，也喜欢美食。我发现美食料理与电影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食材加那个食材，这个素材加那个素材，可以形成怎样的一道菜——很多日常生活的点子可以直接用到电影里，道理是相通的。讲个具象的例子，比方说，我们吃一些马来西亚很辣的炸物，都会配一些比较清爽的蔬菜，类似黄瓜条，吃完就不会很燥。《默杀》这么沉重的话题，我们请了蔡明、王成思这样的喜剧演员，因为必须要有调节，必须有些“黄瓜条”，才不会让你的心从头到尾一直悬着。给观众一些调剂，好笑、好玩，也不打破电影的悬疑感，最后给一个温暖的出口，就让观众得到治愈了。

　　记者：这次《默杀》最后一站路演放在青岛，感觉你对青岛很熟悉，对这里的拍摄条件有什么感受？

　　柯汶利：我觉得这个城市很像我第二个家，因为我住马来西亚槟城，槟城也是个岛，跟青岛相像，我们也喜欢吃海鲜。从气候条件看，青岛的冬天更冷一些。之前，我在青岛拍过戏，这里非常适合拍电影，街道、建筑和影棚都适合。尤其青岛的影棚是世界级的，这里有完善的、世界级的摄影棚和剧本配套。我手里有一部电影正在做后期，这部作品就是在青岛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