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与家人一起到外地玩，网上订的一家连锁酒店，在一楼还有一个小院。我一到房间就被这个小院子惊艳了，因为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蜡梅，另一棵也是蜡梅，时值初春，花开得正盛，它们在阳光里的花瓣近乎透明，而花蕊里那一点朱红就更加惹眼了。我拍了几张图发到微信里，说腊梅正开。诗人小西马上纠正我，应该写作蜡梅，因为它的花像蜜蜡一样。蜡梅并不是梅，梅花是蔷薇科植物，蜡梅则属蜡梅科。经过这么一番科普，我对这两株蜡梅的兴致更加浓了。我们信号山路25号的院子里也有一株蜡梅，往年开得很盛，今年大约是天气冷还是什么原因，春节前还只几个小花苞。不想蜡梅之盛，在这里补上了。

　　接下来几天的时间，尽管行程紧张，但一回到酒店，我都会到小院子里坐一会儿，那几天温度适宜，我们有时就点了外卖坐在院子里吃饭，一边吃，一边看到蜡梅花上的阳光一点点变红，又一点点地暗下去。酒店一楼的房间都有一个小院子，但唯独我们这一间是有蜡梅花的，仅凭此一点，就觉得不虚此行。

　　女儿说，如果把这些照片发到“小红书”里，这间“与蜡梅同住”的客房一定会成为网红。我对所谓的“网红”一向反感，因为无论什么成为了网红，就迅速变得乏味，这间房如果真的成了网红，“小红书”上一定会精确地指导人们，最佳赏梅时间，最好拍摄角度，本来一件风雅的事，被拆解成广播体操岂不是很傻？不过我又想，即便房间不红，我们再在同样的时节到同一间酒店，订上同样房间的可能也几乎是零。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难两次住进同一个房间，这是个概率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

　　回想起来，我反复住过的酒店好像只有北京的齐鲁饭店和上海的明珠酒店。齐鲁饭店在什刹海，环境很好，只是我频繁去住时，那里还不通地铁，最近一次去北京，发现地铁的北海北站与酒店只有数百米。齐鲁饭店旁边有一个小吃店，卖炒饼，分量很大，炒饼中有肉有菜还有饼，既是饭，也是菜，再加上两瓶燕京啤酒，经常是我一个人的晚餐。吃饱喝足，回酒店写稿，那个饼很瓷实，一大盘饼估计没有半斤，也得四两，如果换成现在，大晚上吃一盘非得积食不可，不过那时正是“吃一盘钉子也能消化”的年龄，区区一份炒饼当然没什么大不了。上海的明珠酒店则是上海电影节的指定酒店，每年去采访电影节都住这里，酒店位于肇家浜路，距离襄阳路的服装市场不远，那几年，我穿的衣服都是在这个市场买的。服装市场里的衣服全是假货，洗上几次就变了形，也是仗着年轻，啥都敢往身上招呼。

　　“与蜡梅同住”的房间勾起了我许多回忆。从前做记者，时常出差，但与蜡梅住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时出差都是两人一个标间。有时一个人出差，住到标间里，看到洗手间里有打开的牙具，衣橱里挂着陌生的衣服，就开始猜测同住的人有啥特征，抽不抽烟，健不健谈，睡觉打呼吗？

　　有一年春节前，我去北京采访春晚彩排，那时，全国晚报有一个文化记者学会，每年会与春晚剧组协调，留出几张票，供全国各地记者观摩。大家到了北京，先去《北京晚报》文化部报到领票，我去时恰好遇到几位全国各地的同行，我们便找到一家报社的协议酒店，全都住在那里。同屋是一位比我大十岁左右的老哥，他一到房间就摊开稿纸，冥思苦想，我说：“还没采访呢，您要写啥稿子呢？”他也不答。到了晚上，他把那几页纸拿给我：“小张，你帮我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字。”我一看，原来他是给他们的总编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求分房子。当年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符合条件的人都在争相抢末班车。从这封信的内容看，这位老兄虽然已经三十几岁，但还没有结婚，并且群众基础不太好，打分不高。信中陈述了他对于报纸发展的贡献，之所以群众打分不高，在他看来是因为“木秀于林，风必吹之”。我说：“大哥，难道不是‘摧之’么？”他瞪着两个大眼看着我说：“你比我们领导水平高，我都这么写了好几年了。在他们的方言里，‘吹’与‘摧’是同音，他打小就这么写。”这位老哥的名字我一直记着，后来互联网兴起后，也时不时在新闻网站上看到他的稿子，每次看到我都禁不住想：不知他分到房子了吗？群众之风是不是吹（摧）到他呢？

　　出差在外，与谁住一个房间都是随机的。一次在宁波采访金鸡百花电影节，与我分在一个房间的是南方一家广播电台的记者。我每天采访完，先与朋友们到附近的排档吃喝一顿，然后回酒店写稿子，每天写完都得半夜一两点。写稿时免不了要抽烟、喝水、来回溜达，估计同屋的哥们也睡不踏实。搞得我心里很愧疚。不过，我很快就不愧疚了，因为这哥们接到后方的电话，要他每天在早间节目中播报电影节的新闻，于是，他每天四五点就起床，跑到卫生间里声情并茂地念稿子。南方人普通话不灵，有时念着念着嘴就“瓢”了，我躺在床上恨不得把他从卫生间里擒拿出来，替他念一遍。

　　住酒店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工作经验的一部分，酒店里有许多设施与家里不同。比如，一次性牙膏的盖子里藏有一个尖尖的头，可以刺穿牙膏的封口，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地用力捏，牙膏就容易走了“后门”。在浴缸上面的墙壁上有一个像铃铛一样的东西，可以拉出一根绳索，用来晾衣服。好莱坞有一部系列电影叫作《死神来了》，故事就是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离奇地死去，其中一集有一个人便是被这个晾衣服的绳索勒住了脖子。看过这部电影后，我每到酒店都对它十分敬畏。酒店里的袋泡茶在当初也不常见，第一次喝的时候，我把外面的纸包撕开了，好嘛，这一杯茶比北京人常喝的“茉莉高碎”还要碎上一百倍。

　　不知从何时起，酒店退房不再设有查房这个环节，想必是酒店里的毛巾、水杯极少丢失，早些年，这个查房的过程是很繁琐的。集体出行时，大巴车已经停在酒店门口，除了领队，所有的人都已经落座，而前台还在不紧不慢地核对一个个房间的情况。偶尔遇到某些队友，喝了冰箱里的收费酒水，自然少不了一通周折，假使计生用品的数量对不上，还会为余下的行程增添话题。退房时查房，是因为酒店里的东西常丢，常丢的原因是酒店里的用品比家里的高级。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即便住五星酒店，许多人也是自备毛巾、拖鞋，讲究的人连床单枕头都要自带。

　　2012年，我参加广播电台主办的欧洲万里行活动。这个活动要开车去好几个国家，经常一天换一家酒店。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酒店卫生间里，我们发现马桶边通常还有一个与马桶差不多大而没有盖子的洁具。同去的朋友颇为疑惑，我则想起多年前曾看过一位日本作者尾妹河童写的书，叫作《窥视欧洲》。尾妹河童是一位舞台设计师，他游历欧洲，将所见所闻都写成了图文并茂的文章。其中亦提到这种名为“净身盆”的设施。作者说，因为欧洲人不像日本人有泡澡的习惯，所以常用此设施来清洗下身。根据尾妹河童的考证，在欧洲越往北这种设施就越少，而在拉丁语系的国家，无论酒店多么小，都会设有“净身盆”。这不是马桶，不能便溺，尾妹河童甚至用它来冰镇水果，因为“吃的时候还是要削皮的”。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同住的哥们，他认真地说，“净身”这个词怕是不好吧？

　　欧洲的酒店很少见所谓的“标间”，往往都是大床房。于是，我与同住的哥们，每天到酒店第一件事就是拆床。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大床居然都是两张床拼的，偶有单床，便把床垫抬下来，一人睡床板，一人睡床垫。同屋的哥们不久便找到了窍门，每到酒店便写一张字条“two beds”，然后在字条上面放一点小费，这样等我们再回房间，床单都铺好了。

　　去年，我去一座小城参加文学活动。旅游旺季，房间紧张，所以，主办方都是安排两人一间。我来到房间时发现，同屋是一位熟悉的作家，他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箱子发呆。他一看我来了才松了一口气说：“我正在这儿想，也不知跟谁同住，要是不认识有多尴尬。”他一边站起来一边打开箱子说：“我这箱子还没拆呢，我想要不晚上回家得了。”

　　其实，我也差不多，人越年长就越怕见生人。年轻时跟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同室数日，不仅不尴尬，还成了朋友。而人到中年之时，竟然只能与蜡梅花住一个房间了，哈哈，难道我们会成为林逋那样的高士吗？我与这位作家朋友分享了这个故事，他说：“能成高士当然好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那样的机会啊。”说着，我们就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