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著有非虚构《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及散文集《沽酒与何人》等作品。历获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

　　《我亦是行人》 　　周 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3.05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青年作家周芳以苏轼的诗句为题，完成了她的第三部非虚构《我亦是行人》。在《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之后，她的写作依然延续着疾病、死亡与衰老的主题。

　　日前，长江文艺出版社进行的线上采访中，周芳如是解读书名的含义：“当我在书写一个猝死在麻将场老人的疾病，衰老，死亡，也是在书写我的病，我的老，我必然要到来的死。在书中的人物身上，有无数个‘我’。他们活过的岁月，都是我们活过的，或是终将活过的。你我皆行人，相扶相携走在人间路上，值得。”

　　《我亦是行人》收录了九个人的死亡与生命故事，他们彼此勾连，或有着血缘上的亲缘，或是生活中密切联系的人，如：大舅李中焕，小学数学老师夏明圣，同学夏梅梅……他们整体构成一个熟人社会：地理空间上，往复出现在周芳笔下的“林下村”；命运走向中，又彼此交集，或相亲相爱，或相生相克……书中的九个人，死与生各具特质，每个人物都裹挟着各自独特的生之气息——

　　《色色王传奇》中的王爹爹，混迹于麻将馆，花言巧语撩逗婆婆们，而“色”之下，却是对青梅竹马的欧阳婆婆几十年的痴守至死；“迂腐老师”夏明圣，被漂亮女同学来探看后，叫老婆拿捏住，受尽欺负，挨枕头砸，挨大舅哥说教。他死在去更改一道题目的路上，老婆抱住他，哭得死去活来……

　　周芳说，《我亦是行人》与其说是探究“死”，不如说是在探究“生”。是在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中，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它有声有色，有戏剧化的命运，有烟火气，有人情味。

　　青报读书：死亡的命题，国人一直都是讳莫如深。九个人的死亡，九段人生，你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遴选素材的？

　　周芳：这九个人的标准便是：他们用心地活过，他们对生活有过热望，有过情义。他们或许终其一生庸常无为，沉默如草芥，不能用所谓的“成功学”来界定他们，他们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卑微中有高贵，孤寒中有热烈。死亡封了他们的口，我写下他们，给沉默者以尊严。

　　青报读书：书中有大量丰富的生活细节，包括琐碎的家长里短、流言蜚语，你是如何挖掘这些细节的？

　　周芳：这些细节一部分来源于我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如家庭记忆，乡镇农居传承的世俗经验，医院的医护经验，也有一部分是对隐匿在城市意象背后的隐秘经验的探索，如对麻将馆等场景及各色人物对话的体察。麻将馆是个特殊之处，它本身是各种信息的传播之地，滚动着社会各种动态的舆情讯息，每天到这里来的爹爹婆婆，“嚼嚼婆”、“乌龟刘”、“满月嫂”……人人都有大篇的人生故事，上演的都是流动的人间大戏。

　　青报读书：从《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再到《我亦是行人》，一直都在写非虚构，为什么没有选择小说的体裁来创作呢，虚构文学难道不是意味着更大的创作自由度吗？

　　周芳：所谓“创作自由度”，在我看来，它不只关乎体裁的限定与选择，而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真实性的忠诚。凭借这份真诚，最大限度地呈现作家对世界的理解，自我、生命、时代的真相，以及每个个体的困境和他们生活价值的追问。

　　小说强大的想象虚构空间，能抵达真实与自由的彼岸；非虚构，则以鱼潜于水，扎根于土的姿态牢牢站定在生活热土上，同样能深度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我以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中也闪烁着想象力的光芒——我们想要抵达何种真实，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层面的真实，离不开作家的想象力。

　　我认为，非虚构同样是敞开式写作，在向现实的无限打开中，个人经验与现实的遇合同样爆发出最大的表现力量，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度。

　　青报读书：你曾经说过，面对生死，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写作而写作，会感到羞耻。那么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周芳：在写《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之初，我曾进到重症室和精神病院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以为我是在体验，在暗访。实际上，每天面对那些生生死死，那些命运中的哀苦与挣扎，写作显得如此轻微。对于我来说，写作是还给生活应有的“看见”，生命应有的尊重。那些遮蔽的，要得到呈现。那些流逝的，要得到永驻。写出人之为人的不易与执拗。

　　我的文学世界里会有苦痛，会有阴云，但些微的欢喜必然的青天一定隐身在其后，伤疤要长出新肉，废墟要开出鲜花，漫漫长夜要有黎明的脚步，这就是成为一个人的不易与珍贵，这也是文学的情义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