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耕，青岛人，不惑之年开始职业写作。都市荒诞喜剧小说《如果没有明天》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网剧《我是余欢水》成为现象级短剧。

　　《最后的地平线》 　　余 耕 著 　　作家出版社2023.06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有一种观点：神话中的众神在早期是善与恶的合体，而后恶逐渐剥离，只剩下善。将人物置于极端黑暗的处境激发的究竟是恶还是善？青岛作家余耕在新小说《最后的地平线》中，给出了一种答案。

　　这是余耕的第一部以警察为主角的小说。两位男主人公的外表和个性迥异，不过也有相似点：童年世界同样阴云密布，同样天赋异禀，成为刑警中的佼佼者。他们是明里暗里相互较量的好兄弟，彼此惺惺相惜又相爱相杀。在正邪的终极对垒，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阵营，水火不容，而小说的真正动人之处，是善与恶的抉择与蜕变中最终的殊途同归……

　　因小说《如果没有明天》改编的网剧《我是余欢水》爆火而跻身人气作家之列的余耕，并没有改变自己自由创作的习惯。他始终认为，作家只要提出问题就够了，至于问题的答案以及其中的深意，还要读者自行探问。而他，依然自称只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俗人”。

　　一段难忘从警经历催生首个警察故事

　　青报读书：小说中塑造的范华阳、宋博衍两名警察形象亦正亦邪，令人印象深刻。两人殊途同归，传奇般侦破两起与贩毒组织相关大案，同时也在此过程中消除了关乎信任和背叛的私属恩怨。如何会想到写这样一个兄弟情深的“大戏”，结局却是让两个相爱相杀的好兄弟阴阳相隔？

　　余耕：多年前有过一段难忘的从警经历，心中一直都想写作一部关于警察的小说。初入职时的师父姓刘，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人，虽貌不惊人却是搞预审的专家。有一年冬天在淄川西河发生一起保险柜盗窃案，我们师徒俩便去蹲点破案搞了一个月。那个时候经济条件很差，吃住都很简陋。有一天晚上要带犯罪嫌疑人去案发现场，可我突然感冒发烧了，只有保卫科一名干事陪同师父前往。那个干事体型与师父相近，而犯罪嫌疑人却长得高大壮实，我躺在招待所里担心不已。因为服用了感冒药，在担心中迷迷糊糊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那个犯罪嫌疑人把我师父打死了……当时自己哭喊着醒来，脸上居然还挂着泪水。醒来后，我便躺不住了，冒着漫天大雪去了案发现场。结果，犯罪嫌疑人真的是在路上跑掉了，而且还是戴着手铐逃逸的。那个盗窃案好像就此搁置了，而我也因为肺炎住院半个月。后来，我师父调去看守所工作。我这个吊儿郎当的徒弟平时就不怎么招师父待见，自此失去了联系。但那个冬天办案的场景却时常浮现脑海里，我对那场大雪印象尤其深刻，我们三个人迎风冒雪追上山，最后也没能抓到犯罪嫌疑人。

　　所以，当我写作第一部警察小说的时候，没有按照常规的警匪类套路去写，我首先想到的是男人之间的冲突和友谊。至于《最后的地平线》的结局，大概也是因为我有悲剧情结的缘故。

　　青报读书：是否将人物置于极端黑暗和荒诞之中才更利于进行真实人性的解剖和探问？

　　余耕：读者们总有一个误区，在虚构文学里探寻真实性，又在真实世界里追问因果。极端环境里披露出人性是必然，只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去面对，写作者只好套上一个荒诞外壳，这只能算是一种写作技巧吧。

　　关于真实人性的追问，不应该由写作者一个人来完成，写作者不可能解决所有关于人性的问题。作为写作者，我觉得提出问题就足够了，由读者和写作者一起去剖析和探问，也许是最圆满的方式。

　　“地平线”喻指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

　　青报读书：关于书名“最后的地平线”，小说中有一处特别点题：是范华阳望见滇湖消失在一线天的地方，发现事实并未像宋博衍以为的那样，“华南没有地平线”，其实范博衍看不见的地平线，竟然一直就在他身边。“最后的地平线”，其中有着怎样的隐喻？

　　余耕：地平线是这部小说的书名也是意象，当过刑警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刑警一脚在监狱外、一脚在监狱里。而作为警察这个特殊的职业，他们应该是地球上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转念之间也是一步天堂一步地狱，而地平线则是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

　　青报读书：提到隐喻，小说里有两处。一处是写普洱茶，发霉发酵的坏茶喝下去后，竟然诞生出一个全新的派别，由好至坏，再涅槃升华成了美味；另一处写一根香樟木料，香樟木的浮力大，浸水后也不会沉底，反而发散韧性，碰到石头也不会散架撞烂……看似写物，实则都是在写人，可以这样理解吗？这是否正是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

　　余耕：这样解读没有问题，因为人性是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好与坏划分。作为警察，恐怕时时都会在欲望和底线之间纠结，有人会在欲望里堕落，也有人会在触碰到底线时反弹。如果说范华阳是那根香樟木，那你把宋博衍想象成普洱茶好了。

　　尝试在剧本和小说之间找到平衡点

　　青报读书：你曾经评价作家莫言是一个讲故事讲得很“高级”的作家。此处“高级”作何理解？什么样的故事才可称之为“高级”？

　　余耕：莫言那一代中国作家受西方文学影响较深，他们的作品里面有很浓厚的西方文学叙事痕迹。我认为莫言老师的“高级”是博采东西所长讲述中国故事，而他不偏不倚恰好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语言风格的平衡点。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讲述便可称得上“高级”。

　　青报读书：这个问题尖锐一点。有读者指出你小说的弊病：一味强调故事情节的讲述推进，而缺失了相对细致深入的人物刻画。也就是说，更多是通俗文学而非纯文学的范畴。你是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学写作的？

　　余耕：我没有给自己的作品做任何定位，我也不介意自己写的是纯文学或是通俗文学。我觉得小说首先不应该背离最初的基本功能，那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大概是我做编剧出身的缘故，我总是尝试着在剧本和文学小说中找到一个平衡，让小说剥离冗长的景物和内心描写，加强情节推进，同时也让剧本具备大众能够接受的文学性。

　　青报读书：有女性主义者发声，感觉作为女性，她们在《我是夏始之》这篇小说中被冒犯到了，无法认同女主人公的处境。

　　余耕：《我是夏始之》这篇小说的确有很多来自女性批评的声音，我倒是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可能是“夏始之”恰好戳中了一些女性的痛点。女性意识觉醒说明社会在进步，但是现实生活中女性被盘剥是大量存在的，任何一种方式的存在都有记叙和探讨的价值，哪怕作为一种反向启发能够让女性思考和批评，我觉得这都是《我是夏始之》的价值。

　　“拒绝命题，拒绝压力”是我创作的底线

　　青报读书：书写小人物困境与心态的小说《如果没有明天》，因改编成网剧《我是余欢水》而爆火，是否也给之后的写作带来了压力，抑或是创作方向上的变化？

　　余耕：关于写作，我不存在任何压力。写作让我感受到最多的就是自由，这也是我能长久坚持写作的原因。拒绝命题、拒绝压力，是我创作的底线。我也不会刻意追求创作方向的变化。

　　刚刚过去的一年正在带领团队写一个电视剧剧本，也是大都市里小人物的故事。作为一个小人物，我对小人物的心理把控还是游刃有余，这让我在创作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也会使得我笔下的小人物更接地气。

　　青报读书：据说反诈小说《做局人》续篇的写作已经提上了日程，为什么会对这一题材情有独钟？

　　余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上当受骗，也就是说社会上的骗子有很多，而且行骗方式花样翻新，稍不留神就会落入骗子的圈套。此前，我已经罗列了几个《做局人》续篇的骗局，其中包括AI语音模仿和AI形象模仿行骗。但是，ChatGPT的推出使得AI语音和形象模仿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而且也被骗子们几乎同步利用。所以，我只好放弃这个骗局的设计。这一点，说明AI技术和骗子们都在高效地学习和研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这种技术加智力的博弈的确有兴趣，也尝试看看能否走在骗子们的前面，给读者们多一点警示吧。

　　“漂泊感”也许正是我创作的“天赋”

　　青报读书：记得你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家乡青岛说着自以为地道的崂山话，却依然被认定为“外乡人”。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漂泊者心态，会对作家的写作产生影响吗？

　　余耕：这几年回到青岛才听说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青岛的鄙视链。据说在八九十年代，市南区的人绝少会找沧口或李村的对象，更别提我们沙子口了。而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青岛，全国各地都有，甚至包括我们原以为是段子的“伦敦腔”，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任何一个区域都会存在鄙视链现象呢？这个现象好像无关乎格局和心智，但我还没有想明白。所以，我觉得没有归属感也挺好，可以让一个写作者始终持有一个客观视角。由此看来，我从小就有的“漂泊感”或许正是我创作的“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