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青岛的最初认知，源自于一次中学物理课。老师本来是讲毫米汞柱（mmHg）的，却延展开来讲了海平面和水准原点，继而活灵活现地描述了这个水准原点所在的城市：那是一个道路两旁栽种着高大雪松的城市，满街满巷都盛开着鲜花，每一条起起伏伏、曲曲折折的青石板路上都晾晒着小咸鱼。“同学们，那里的小咸鱼可以随便吃，没有人向你要钱。”这应该是一句最具震撼力的话。然而，当1984年秋天，我来到山东海洋学院（现名：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报到的时候，并没有在这里发现我无比期待的免费小咸鱼，但青岛却一如想象中的美丽。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一段可圈可点的快乐时光。这首先来自于大学老师的宽容和大气，以及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每次考试，老师出的题目并不难，基本可以应付过去。其中，印象深刻的是《鱼类学》教授，他虽然经历过一些坎坷，却依然自信心不减。上课第一天，他就在课堂上不紧不慢地说道：“我这个人，教学方面还有些能力的。凡是我教过的学生，从来就没有不及格的。”这算是给同学们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我当然也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逃课去读一些喜欢的书了。那些年里，虽然我的专业课成绩平平，但在人文领域却接触了许多书籍。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到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从《呼啸山庄》，到《福尔摩斯探案集》《普希金诗选》《朦胧诗选》等等，都狼吞虎咽般地一一读过。

　　后来，学校里来了一位青年教师，他在阶梯教室开设了“文艺学讲座”公共课，那是我的最爱，早早就去占座。即便没有座位，也要站在过道上听。这位青年教师是我青春岁月里神一般的存在，在他那里，我知道了梵高、伦勃朗、贝多芬，也知道了当年为他在文学界赢得声名的“城市诗派”。文学的种子，也就在我心里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地发了芽，生了根。凡是他的公共课，我几乎一堂没落。当年，海洋学院除了外语系的英语专业之外，几乎清一色的理工科专业。我如此迷恋人文类知识，在校园里很“另类”。时间久了，一位图书管理员也掌握了我的兴趣所在，凡是有人文类新书入藏，他总会在第一时间给我些“提示”。后来，我在海洋学院牵头成立了“海星文学社”，校报的编辑也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经常发表我们的散文和诗歌。最后，他们干脆把校报的4版命名为“海星”副刊。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是禁止谈恋爱的。但是，我还是在大二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位模样俊俏的青岛女生。先是偷偷摸摸地搞“地下活动”，后来则是“纸包不住火”了。为此，班主任老师在公开场合没少敲打我们这些“不自觉”的人：“注意点影响！”但是，在安排《贝类学》实习的时候，他还是把我就近安排在太平角实验基地，以方便我和女朋友约会。

　　1988年5月，国家水产总局派出两位工作人员来校考察我的毕业定向分配事宜。那个时期，国家部委已经很少从高校选用毕业生了。对于学校以及我本人，这当然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班主任比我还上心，他小心翼翼地陪着我去“面谈”，等我大大咧咧地走出谈话房间后，他却磨蹭着在房间里面与来客聊了一阵子“闲话”，打听出了两位考察人员返回北京的火车车次、车厢号和铺位号。班主任专门给我买了一个大西瓜，让我去车站“送一送”考察人员。我拎着西瓜去了青岛火车站，但在站台上却犯了犹豫。思前想后，总觉得给考察人员送西瓜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灵机一动，顺手便把那个西瓜存放在站台上一个冰糕车子旁，羞羞答答地上了车，与两位北京来客慌里慌张地告了别。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我始终不好意思告诉班主任，当年他买的那个大西瓜根本就没送上火车，而是被我带回了宿舍，和同学们一道“米西”了。

　　大学毕业后，我从北京的中央机关到青岛的地方机关，从公务员到报社记者，前前后后在社会上“晃悠”了六年之后，最终还是“跨界”到了媒体行业。以操持文字谋生，比起那些从事水产养殖专业的同学来，收入是微薄的，成绩也不足挂齿。但是，兴趣与职业的高度统一，却让我品尝到了无法言说的快乐，大学同学也对我的“叛变”行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更让我感动的是，天南海北的同学们因为我不从事水产养殖专业，特意把我列为“吃鱼难”的重点扶持对象，逢年过节，从四面八方给我寄来他们养殖的水产品：长岛的鲍鱼，文登的牡蛎，荣成的香鲈，东营的对虾，西海岸的金乌贼，鄱阳湖的大闸蟹……校园友谊，就是如此真诚而热烈！

　　鱼山路5号，那是我重要的青春驿站，也是我快乐的出发地。关于那里，我有太多温暖的记忆。这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学，在我毕业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鱼山校区之外，母校先后建设了浮山校区、崂山校区、西海岸校区，学生数量大增，学科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如今的海洋大学，在新闻、文学、法律等人文学科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型大学了。每到春天，文学艺术界的“大咖”纷至沓来，在校生可以在校园里听到高水平的人文讲座。经常性地，我仍会去海大蹭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