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毅

家书

青岛日报 2022年01月30日

电子通讯兴起之前,家书是家族或友人传递情感的重要工具。古时,“家书”一词在诗文中多有出现:“去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旧居。”“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家书”又称尺牍,或记事,或陈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对“家书”有一段铭刻在心的记忆。

 我有个三姑,是我家最早去青岛闯荡的家族成员。三姑当年嫁给青岛一位火车司机,住在云南路一带。解放后,三姑一家迁到甘肃兰州。那时没有电话,我们和三姑是用信件保持联系的。记忆中,来送信的邮递员换了几个,其中一个我最熟悉,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后架上挂着两个绿色挎包,鼓鼓囊囊的,里面盛满信件。邮递员进村后不断按车铃,车铃“滴呤滴呤”响着,从一个街巷到另一个街巷。每次听到这声音,我就放下手里的铅笔,快步跑到门口,见邮递员朝我露出被烟熏黄的门牙。他一条腿跨在车梁上,另一条腿撑在地上,从挎包里拿出一大摞信,一封封翻看着,看到写有祖父名字的信,邮递员就笑着递给我,说,这是你家的。然后跨上自行车,“滴呤滴呤”的声音渐渐远去。我拿着信一步三跳地跑回屋里,朝祖父祖母大声喊道,三姑来信了!祖父会丢下手里的烟锅,沉默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 

 夏天雨后,乡村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邮递员送信会推迟几天。但如果是电报,无论道路多么泥泞,邮递员也会准时把电报送到。冬天大雪覆盖了道路,地上结满冰溜子,邮递员送信时间会隔得长些,他们把信件积攒起来,半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来送一次。每逢月底,祖父就让我去村头看看。我穿上厚厚的棉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去村头等候邮递员,若是遇到路滑,去一趟村后要摔几个跟头。村头有棵老槐树,冬天光秃秃的,树旁站着几个村民,有人打着手罩朝远处看着,大家都在盼望邮递员的到来。

 那些年,我们家总被一些愁事缠绕着,解不开,理还乱。祖父祖母一直住在乡下老屋里,每当黄昏临近,祖父端坐在火炕上,一条腿弓起来,另一条腿伸开去,粗大变形的指节让我想起苍鹰的爪子,他手中的铜烟袋在暗处一明一灭,皱纹像故乡的河道一样弯曲。祖父给我的印象总是不停地在夜里吸旱烟,苍老的影子映在土墙上,宛如一座雕像。

 我是家族的朗读者,每次收到三姑来信,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封信从兰州到老家要经过很多天,信封在传递中常被弄得皱巴巴的。白天一闪而逝,夜里,风呼呼地拍打纸糊的窗户。那些年老家没有电灯,油灯是唯一的光源,读信常在晚饭后,母亲把盘碗收拾干净,祖父祖母坐在土炕上,我在油灯下开始读信——那可是三姑几千公里之外的音信。三姑来信开头总是写道:尊敬的父亲、母亲大人,见字如面,已经很长时间没给二老写信了,不知近来二老身体可好?兄弟姐妹们都好吧?然后,三姑像向组织汇报工作一样,把一家人在兰州近期的生活如数写到……最后是一番祝福的话。祖父祖母的表情常随信的内容起伏变化,但大部分时间是静默的。当年我读初中,回信由我执笔。祖父盘坐在土炕上,边抽烟边口述,都是一些关心和问候的话。我模仿祖父的口气把信写完,次日到十里外的县城给三姑寄走。

 我1967年去过三姑家,是随母亲一起去的。那时,从老家到兰州要三天两夜,火车一直逆着阳光朝西北方向行驶,太阳和月亮在车窗外此起彼伏,下面是荒凉无边的沙漠。从兰州站到三姑家要坐一段市郊车,车上肮脏不堪、气味难闻,车下不断有人往车窗内扔石头,有一块石头正砸在车窗上,玻璃在车厢“哗”的碎了一地。三姑的家位于偏僻的兰州郊区,那里是陇海铁路调车场,十几条铁路线纵横交错,蒸汽机在路线上来往穿梭。三姑一家住在两间拥挤的房子里,外屋簇拥着几件粗糙的旧家具,里屋搭了一层吊铺,三个儿子住下铺,另外三个住上铺。从窗口可以看见,值班员在站台上挥动信号旗,臂板信号机“咔嗒”落下,一辆蒸汽机车喷着白烟缓缓驶来。车轮与铁轨摩擦着,发出尖利的金属声。三姑年轻时是个美人,现在一脸沧桑,这里的岁月在她心里留下深深的刻痕。

 我读高中时寄信就方便了。我所在的高中是县城第一中学,校舍是一座德国建筑,在火车站南面的站前街上,那里有个邮政所,门口有个绿色邮筒。印象中,那个邮筒就像一个老人,无论风吹雨打,总是呆头呆脑地立在那里,等待寄信的人。邮筒上写着开箱时间,如果不便去邮政所,可以把信件投入邮筒,邮差会定时来收集信件,再回邮局分类派送。那时三姑还健在,我常去那个邮筒寄信。三姑去世后,有一次乘车回老家,透过车窗,看见那个邮筒在风中伫立着,一副形影孤单的样子。在电子通讯迅猛发展的今天,邮筒被人们淡忘了,书信也已淡出我们的生活。

 我家有个没有通信地址的成员,那是我的四叔。当年,四叔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去了朝鲜战场。那一年他刚刚21岁。母亲说,四叔是坐闷罐车去的,只是火车回来了,他再也没回来。闷罐车是铁路用来代替客车运送人员的,二战期间,美军和苏军开始使用闷罐车运送部队,我国使用闷罐车始于1948年的辽沈战役,看过电影《三八线上》的人就会有印象。这种黑色闷罐车是开有滑门和通风窗的车厢,车内设有床托、灯钩、烟囱口等,可供乘客用。有的车内设有拴马环、拦马杆托等设备,以供装运马匹用,故此,老家还把它叫“马笼车”。闷罐车厢内部阔大,车窗却非常小,不到两尺见方,窗口高过人头。从窗口往外看,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或几片树叶。车厢里没有座位,地上铺了几块木板,两盏马灯分别挂在车厢前后位置。

 母亲曾对我说,四叔是在一个下午走的,他们在火车站集结起来,坐上闷罐车去东北了。他们在东北靠近朝鲜边界的地方集训了半个月后过了鸭绿江。

 说起四叔,我们家的气氛就沉重起来,四叔牺牲时尸骨无存,家里没有一件他的遗物。他没有墓碑,没有子女,只在家人记忆中留下一个背影。他像一缕空气,在21岁那年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四叔牺牲后,祖母几天几夜不吃不喝,痨病犯了,她在屋里不断咳嗽着,一边喊着四叔的小名,一边用手把墙拍得山响。我常听到祖母拍墙的声音。我家老屋土墙上有一道痕迹,那是祖母拍墙时留下的。祖母祖父经常一天不说一句话,像两根陈年木桩。

 我们家没有四叔的照片。四叔走后没有给家里写过信,或者没来得及写信。

 四叔是我们家一封永远空白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