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30日，是我到供销科仓库参加工作的第一天，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两位老前辈：于科长和郭科长。

 当时我刚16岁，见到领导很紧张，并且对在仓库里搬运装卸这种又累又脏的工作很不情愿。当时，于科长和郭科长简单讲了单位情况后，特意聊起了他们小时候的事情。他们都是农村孩子，小时候吃不饱饭，日本鬼子经常来扫荡，他们就跟着大人到处躲藏，担惊受怕。他们说，年轻人一定要从头干起，多吃苦，多学习，以后遇到苦事难事就不害怕了。谈话以后，我顿时觉得心里亮堂多了。对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希望。

 40多年过去了，我的两位老科长都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记忆非常深刻。

 他们不畏艰险。于科长是海阳人，抗日战争时期当过乡民兵副大队长，与抗日英雄“地雷大王”于化虎一起战斗过。他回忆，当时没有武器，就学习用石头造地雷，在日本鬼子可能经过的地方埋地雷，多次死里逃生。1947年，胶东统战部向青岛敌战区派出了三条船，两条船被打沉了，只有他乘的那条船到了青岛。上岸后没有人接应，同志们都散了，他想办法找到老乡在青岛留了下来。后来，他又想办法换了工作和住的地方，终于等到了青岛解放。

 郭科长是昌邑人，小时候上过学，1947年在解放区北海工商局参加了工作。郭科长身体比较瘦弱，好几次夜间转移差点儿落在队伍后面，他紧紧抓着年龄大的同志跟着走，忍饥挨饿是常事。1949年6月2日，他跟着解放大部队，在枪炮声中迎来了青岛的解放。

 工作第一。经常听两位老科长对大家讲，单位好了，个人就好了。单位的事，即使难度再大、矛盾再多，他们从不推诿，都是亲自顶上，经常有紧急出差任务，他们说走就走，对生活要求也非常简单，晚上加班，买个火烧吃吃就算了。多年如一日，我从来没有见他们哪一天因私事迟到过。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家顾得多、小家顾得少。他们支持单位里的年轻同志去上学深造，多方面培养，而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是自然成长，早早地下乡或到工厂干活，两个家庭的孩子没有一个上大学的。

 公私分明，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个鲜明特点，严格要求自己，不占小便宜。当年单位效益好，盖了一些宿舍，大家都是按家庭人口分房子，家口多的分大一点，家口少的分小一点。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单位干过一段时间的后勤事务，过年过节分福利，科长和大家一样，都是一人一份，完全没有区别。那个时候也开始有奖金了，都是上下一样的。每年按照规定，年终还有一点救济款，领导从来没有伸过手，同事们也是互相谦让。

 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在于科长和郭科长面前，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大家都没有拘束。一起骑自行车上下班，不光聊工作的事，也聊家庭的事，年轻人都愿意把恋爱结婚这些开心事告诉领导。过年了，科长邀请同事们到家里做客吃饭，他们家的老太太和闺女、媳妇忙前忙后，热情招待。同事们家里遇到生老病死的大事，科长都是前去探望慰问，给予极大的关爱。

 于科长和郭科长这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前辈，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很有远见，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总是先行一步。计划经济年代物资短缺，他们就跑国家部委，找关键部门关键人争取支持，每年都要邀请国家部委到青岛开会，在计划外再争取一些支持。市场经济开始了，产品过剩，他们在青岛市工业系统率先开办了产品展销部，条块结合，为企业产品打开新的销售渠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青岛电子仪表工业大发展的时候，他们在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于科长和郭科长当时都不到60岁，他们和千千万万老干部一样，服从大局，退出了领导岗位。当时我大学毕业回来，调到了单位的组织处，正好我的老科长退居二线后也在处里帮助工作，他们每天就是办一些汇表、开信、上报材料等很具体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认真负责，从不迟到早退。他们还经常提醒我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怕我工作出漏洞。我感觉他们的心态非常平和，对自己的利益并不是特别在意，更关心的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再回忆我们身边共同生活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无论对我们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很有意义的。我的两位老科长在职位上、事业上都算不上“高大上”，但我感觉他们的心很大、很宽。他们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强大，莫过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就是从硝烟中走来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