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亮程，曾以《一个人的村庄》让无数人记住那个万物有灵、人畜共生的黄沙梁。2025年，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长命》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被称为他“天命之作”的作品，不只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场跨越生死、连接古今的精神远征。

　　六十岁写出的“天命之作”

　　《长命》是刘亮程继《本巴》荣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新作。不同于《一个人的村庄》中那个充满少年诗意的世界，也不同于《凿空》《捎话》中虚实交织的寓言时空，《长命》真正回到了“人”的身上——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家族、一片土地和一百年来中国人的共同命运。

　　刘亮程说：“《长命》是我的天命之作，这部书也只有在六十岁的时候才能写。一个人的生命到了一甲子，才会去考虑生命漫长的链条。”他所说的“链条”，不仅是个人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相承、记忆相连的生命谱系。

　　《长命》起源于一个真实事件。刘亮程在菜籽沟听说，某年发洪水，冲出了一部郭氏家谱。家谱记载，这个家族在一百多年前曾遭灭族，一位母亲带着孩子逃至新疆，百年之后，再度开枝散叶。

　　“这是一个家族衰亡又重生的故事，有着厚重的历史质感。”刘亮程说，“但我对写一部现实主义家族兴衰史没有多少耐心和兴趣。”于是，他把这个故事“养”了十年。十年间，他完成了《捎话》《本巴》和两部散文集，直到神婆魏姑“走”进小说——“直到她出现，这个故事才睁开了眼睛”。

　　魏姑成为小说的“眼睛”。她通阴阳、见鬼神，借她之口，刘亮程打通了生死界限，让“过去现实”与“真实现实”在文字中并行。这也正是《长命》最迷人之处：它既扎根于2010年前后新疆戈壁的碗底泉村，又穿梭于百年家族史与超现实的魂魄世界之间。

　　照见中国人的精神原乡

　　《长命》构建了一个人鬼共处、生死相依的乡村世界。在刘亮程笔下，“鬼”不是恐惧的符号，而是温暖的存有。钟声一响，草里的虫醒、水中的鱼动、土里的亲人睁开眼睛；树叶沙沙，是逝者归家的脚步。

　　“中国也许是世界上‘鬼’最多的民族，因为我们有祖宗信仰。”刘亮程说，“人生在世，两头见鬼，小时见鬼，老时见鬼。”《长命》因此被称为一部“见鬼之作”，但它不是志怪小说，而是现实主义——没有鬼的现实，是不完整的现实。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指出，《长命》重新唤回了一个“有天有地、有人有鬼、有生有死的世界”，那是一种我们曾经共同拥有、却正在遗失的厚重而混沌的生活图景。读这部小说，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唤醒，更是一个民族对其精神原乡的重新忆认。

　　刘亮程曾说：“我跟中国所有作家都不一样的是，我有一个地窝子里的童年。”那个半地穴式的土窝，深埋于新疆沙湾的土地中，从出生长到十二岁。夜深人静时，他听得到虫打洞、树钻土，甚至不远处坟地里的动静。

　　这些记忆从未消失，只是被他“吞了下去”。而在《长命》中，我们再次看见那个八岁孩子眼中的惊惧与悲伤。小说主人公郭长命与作者同龄，同样有一个行医的父亲、一部手抄的家谱、一条童年的玛纳斯河。《长命》写进了刘亮程六十年的人生，也写进了一个民族的百年颠沛与重生。

　　一部民族的“招魂之书”

　　《长命》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史诗，更是一次文化的“招魂”。刘亮程借文学之力，将那些被现代性凿空、被时间遗忘的记忆重新召回。正如责任编辑陆志宙所说：“正因为有失落与断裂，才有‘连生’的意义，也才有‘长命’的成立。”

　　书籍设计师金泉以一幅“生命树”诠释这本书：枝叶承载生者的故事，根系连接先人的记忆。年轮流转中，分枝展叶，连天接地，连古接今。

　　小说的结尾并未完成所有仪式——庙未修起，钟未铸好，一切漂浮未定。但正如刘亮程所写：“神若不在这，必定会在那；不在魏姑心中，便在长命心中；不在我们心中，便在另一些人心中。”

　　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认为，刘亮程在《长命》中寻求的，是现代人突破生命局限的可能——我们是否还能想象一个心灵世界？是否还能实现人与万物的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