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最初国立青岛大学教授们的生活是无忧无虑、舒适惬意的。学生只有一届，人数不足三百，教学和科研的负担都不重。校长杨振声提议，每周六下午校务会议之后，宴饮一次，一为打打牙祭，二为增进友谊。

　　青岛美味甚多，海鲜齐备，蚶、蛤、蟹、牡蛎以及各种鱼类，应有尽有。身为资深“吃货”的梁实秋，是这些宴饮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一个忠实记录者。多年后，他回忆那段岁月：

　　我们聚饮的地点，一个是山东馆子顺兴楼，一个是河南馆子厚德福。顺兴楼是本地老馆子，属于烟台一派，手艺不错，最拿手的几样菜如爆双脆、锅烧鸡、汆西施舌、酱汁鱼、烩鸡皮、拌鸭掌、黄鱼水饺……都很精美。山东馆子的跑堂一团和气，应对之间不失分际。对待我们常客自然格外周到。厚德福是新开的，只因北平厚德福饭庄老掌柜陈莲堂先生听我说起青岛市面不错，才派了他的长子陈景裕和他的高徒梁西臣到青岛来开分号……厚德福自有一套拿手，例如清炒或黄焖鳝鱼、瓦块鱼、鱿鱼卷、枇杷燕菜、铁锅蛋、核桃腰、红烧猴头……都是独门手艺，而新学的焖炉烤鸭也是别有风味的。

　　梁实秋称得上是美食家。他好吃，会吃，研究吃。吃在他那儿成了一种文化，一种传承，一种把玩的艺术。抗战军兴，时局那么紧张，梁实秋随学校迁至重庆，在国立编译馆任职，不忘“雅舍谈吃”。他这些风花雪月般的忆旧小品文，有人喜欢，有人不屑。但无论如何，这些文章是那个时代真实的记录：

　　我们轮流在这两处聚饮，最注意的是酒的品质。每夕以罄一坛为度。两个工人抬三十斤花雕一坛到二、三楼，当面启封试尝，微酸尚无大碍，最忌的是带有甜意，有时要换两三坛才得中意。酒坛就放在桌前，我们自行舀取，以为那才尽兴。

　　我们喜欢用酒碗，大大的浅浅的，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对于菜肴我们不大挑剔，通常是一桌整席，但是我们也偶尔别出心裁，例如，普通以四个双拼冷盘开始，我有一次做主换成二十四个小盘，把圆桌面摆得满满的，要精致，要美观。有时候，尤其是在夏天，四拼盘换为一大盘，把大乌参切成细丝放在冰箱里冷藏，上桌时浇上芝麻酱三合油和大量的蒜泥，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冷荤，比拌粉皮高明多了。吃铁锅蛋时，赵太侔建议外加一元钱的美国干酪（cheese），切成碎末打搅在内。果然气味浓郁，不同寻常，从此成为定例。酒酣饭饱之后，常是一大碗酸辣鱼汤，此物最能醒酒，好像宋江在浔阳楼上酒醉题反诗时想要喝的就是这一味汤了。

　　酒从六时喝起，一桌十二人左右，喝到八时，不大能喝酒的约三五位就先起身告辞，剩下的八九位则是兴致正豪，开始宽衣攘背，猜拳行酒。不作拇战，三十斤酒不易喝光。在大庭广众的公共场所，扯着破锣嗓子“鸡猫子喊叫”实在不雅。别个房间的客人都是这样放肆，入境只好随俗。

　　据说，最善饮者有七人，闻一多、梁实秋、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后来，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别说，还真合适，与神话传说中的“七男一女”完全吻合。

　　这“酒中八仙”，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自诩“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年，胡适来青岛，看到他们如此豪饮，吓得赶紧戴上夫人给他的戒指，指着戒指上镌刻的“戒酒”二字，要求免战。闻一多笑呵呵地对胡适说：“不要忘记，山东本是出拳匪的地方！”

　　标新立异、特立独行，是闻一多身上特有的文化符号。在青岛大学，闻一多不惮其烦地向教务处提出，将他的课时安排在傍晚时分。也许闻一多是为了营造一种更好的授课氛围，也许就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个人癖好。

　　节选自《青岛文化地图》

　　青岛市民政局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