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 泓舟 著 世纪文景 2023年11月出版

　　原生印记、单亲重负、代际冲突、职场高压、教育焦虑……当代女性成为母亲的困惑、思考与蜕变，需要伴侣、家庭乃至社会的倾听。《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是一本开拓性的本土母职书写，也是当代中国城市女性的一次集体发声。

　　“如果将母亲们进退两难的复杂处境放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大环境中分析，我们会发现她们的困境是具有普遍性的，而落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又是复杂而幽微的。像大海一样，尽管看起来都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若仔细聆听，每一片海浪打落在礁石上所激起的潮水声都不相同。”作者泓舟是一位专业写作者、媒体人，也是一位母亲。她从自身的经验与困惑出发，深入访谈了二十多位城市女性，包括职场妈妈、单亲妈妈、全职妈妈、两代人共同育儿等不同育儿条件下的女性，试图记录母亲们普遍面临的困境，借助社会学视角，将母亲们进退两难的处境放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当我们不再用‘伟大’‘超人’等词语定义母亲时，她们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松绑。”

　　在母亲节，读《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让我们重新思考：母亲必须是伟大的、完美的吗？我们常常看到，母性温柔、美好、无私奉献的一面往往被神圣化，但这也给当代女性带来了不为人知的焦虑，让女性感到疲惫、迷茫、挣扎、不堪重负。或许本书无法给出回应这一切的答案，泓舟却依然希望能温柔地提醒每一位缺觉、疲惫的母亲，现代女性不需要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而是应该适当做一些“减法”，清楚自己处于怎样的时代，从哪里来，将要往哪里去，如何处理家庭中的男女分工，如何面对复杂的代际关系，如何看待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对于养育子女的影响……从现实生活中得到喘息，在想到未来时，不至于丧失勇气。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所记录的并不是一个或两个女性的声音和诉求，而是想透过她们看到这个时代里女性群体的认知变革。

　　无论是母亲，还是对生育举棋不定的女性，又或是女性身边的伴侣、亲人、同事、朋友，这本书中都将让你获得对母职的重新理解。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贾小飞

　　内文摘选

　　女人的未来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即将个人境遇想象为公共议题，在历史中看见个人与社会交织互动的细节，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心智品质”。拥有这样的心智品质，可以让普通人的眼界、力量不再囿于自己生活其间的私人圈子，工作、家庭、邻里的那一亩三分地。

　　母职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

　　米尔斯的这一概念给予了我灵光一触的启发，如果女性首先从工作——育儿难以平衡的困扰中清醒过来，将私人领域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与挣扎，放在大环境下交织互动，便会认识到一个母亲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也是城市的问题，更是所在社会系统中庞大而普遍的问题，是社会对于一个女性习以为常的规训。意识到这一切时，女性仿佛在一间本已熟悉的房子里惊醒，周围所有的家具、摆设都没有改变，却开始透过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跳出既有的框架去思考——何为母性？是否可以不再重蹈上一辈女性的覆辙，主动为自己的人生争取更多可能性？当女性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厨房和婴儿床边，就会发现个人的选择和努力镶嵌于时代的齿轮运转之中，成为母亲所遭遇的困境有时和个人的能力无关，而是更多和社会发展、生育政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如果没有履行母职的友好环境，女性必然会感到困难重重，并容易陷入自我怀疑中。

　　随着历史的变迁，母职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40年代，接受过良好教育、参与社会性工作的女性为极少数，母职的主要内容是家务、照顾孩子，多数时候靠男性实现家庭经济的供给，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50—70年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越来越多的女性参加工作，用自己的劳动撑起了“半边天”，可是落在母亲身上的抚育工作从未减少。80—90年代计划经济开始转型后，越来越多的单位制企业取消了厂办托儿所、幼儿园，照顾婴幼儿的任务再次落在了工作的妈妈们身上，很多女性在成为母亲后，家务与一日三餐的烦琐消磨了她们对事业发展的追求与向往。而随着2000年之后消费主义带来的文化转型，社会对于母亲们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仅需要她们在生活上做个优秀的照顾者，而且要在孩子的认知启蒙和教育上做个称职的“家庭教师”。这样的转变“对‘工作母亲’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得‘工作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冲突加剧。随着数十年来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母亲的双重身份又在各自的维度上，被资本的力量推动着进一步精细化，其间的张力被进一步深化。”

　　让更多外界力量涌入女性的生命

　　从女性的个体经验而言，在工作和育儿的双重使命之间不断切换，不仅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还时时体验着二者带来的拉扯，很多女性会在内心深处一遍又一遍地担忧自己做得尚不足够。尽管借助现代科技的发达与便捷，在家务劳动上，女性看起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放，但是由于当代母职更加强调教养的“教”，能否培养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孩子，成绩优秀，考入名校，获得一份好工作，通过教育来实现阶层的流动、跃升，这让很多中产阶层的高知女性纷纷陷入焦虑之中。她们感到自己与孩子的成长荣辱与共，孩子的成功是一个家庭的成功，而孩子的失败则会让她们忍不住责备自己，“是我工作太忙了，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对孩子的责任”。对于一些放下事业、全身心投入育儿的全职妈妈而言，她们迫切希望将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传递给孩子，在下一代身上结出丰硕的果实，而她们自己则会在漫长的育儿中，渐渐失去姓名。

　　当女性放下自责和内疚，从总是感到难以平衡的生活中清醒过来，借用米尔斯的灵光，打开自己想象力的大门，在现代社会的节奏中，尝试着更新传统母职的内容，向外连接一切可以连接的力量，提高另一半的育儿和家务参与程度，调整彼此的工作节奏，让工作、家庭的平衡成为男女双方一起面对、思考和改变的现实难题。当女性主动嵌入行动宽裕的环境，不再做那个永远站在问题靶心的人；当女性不再因为母亲这一角色而处处受限，或是无意识地主动为自己设限，疲于应对，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当女性面临共通的精神困境，将所遭遇的问题本质撕开，在负累与挣扎里找到出路的开端，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过去人们告诉一个女性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一定要完成的任务、必须成为的模样，在今天是可以被重新审视、重新讨论、重新构建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抚育孩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母亲的无私和奉献是独木难支的，仅仅依靠女性在其中维持平衡，是脆弱且难以为继的，还需要家庭、社会、市场、国家的共同作用。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外界力量涌入女性的生命中，在她们需要支撑的时刻，给予宽容与慷慨，她们便不会常常感到自己缺少力量、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