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科

　　1979年，社会变革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冲动。就是那一年，21周岁的我当了副指导员。跟我的兵们是同龄人，不用“打成一片”，本来就是“一片”。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学习，“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我们队是“大专业”，人多，有四个区队，按照连纵队行进，队伍很长，要做到步调一致，那也是不容易的。可是团里偏偏要搞队列歌曲比赛。我们在大操场列队，等待出场。按照规定绕场一圈要唱两首歌。我们唱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和《说打就打》。那阵势，那气魄，就是一个“无敌”。得了第一，拿了锦旗，带队回到驻地，“解散”的口令一下，就是一片欢呼！我们的黑板报也是常常得奖，记得住的通栏标题有两个《假如是雷锋他会怎样做》《一枪消灭一个侵略者》。有的还被搬上了《人民海军》报。

　　当指导员的时候，我23岁，在团里是属于最年轻的指导员了。政委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要大胆工作，放开手脚，出了问题我们给你撑腰。”后来想想，政委的话里都是爱啊！那个年代，领导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只管干好工作，你的事我们管。”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训练条件是很简陋的，但是没有喊苦叫累的。记得我们修操场，挖地基，都是车推肩扛，但是场面永远都是热火朝天的。有一次我带队到普吉路货场拉水泥，为了节约经费，团里买的水泥都是散装的，我们要一锹锹地从“闷罐车”箱里，把水泥装满卡车。那是夏天，我们穿着凉鞋，在水泥里站一会儿，脚就烧得火辣辣的疼。我就让大家分成几个小组，三两分钟一换，每个人都成了“泥猴”。卸完车，正巧碰上了夏副政委，我跟他打招呼，他从声音才辨认出是我。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他表扬我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其实我没有那个意识，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本该如此。

　　那时候，队里的“政治教育”课，是由队里的政工干部自己上的。《高山上的花环》发表后，我想法设法找到了那本杂志，利用政治课的时间给大家读，但是大家觉得一周听两次不过瘾，于是，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大家“小说连播”。这件事被机关知道了，有人说好，也有人说不好。说好的是说我的政治课灵活多样，说不好的是说我不该把小说当教材。哈哈，当时想，我的兵们喜欢，就值得了。

　　后来，我到了机关工作，就失去了直接带兵的那份幸福。无论职务怎样提升，我最怀念的还是当指导员时的那段时光。无论我的称呼怎样变化，我最心仪的还是“指导员”。就像我的老弟葛昌恩，几十年了，不仅是他，连他的爱人依然叫我“老指导”，一声“老指导”，饱含着多少青春的记忆和情感的激荡！人在社会，会有许多种角色的转换，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称谓的变化。但是即使千变万化，最暖心的就是最珍贵的。人生路漫漫，可走多远，也忘不了来时的路。因为那是我生命的早春，正是蓬勃向上的好时节。

　　昨天接到一个电话，开口就是：“指导员”，亲切、自然，如自家兄弟围炉夜话，如家人围坐共话桑麻。也引起了我以上的回忆。